編按－若林正丈發表的這篇評論『附身於台灣總統政治的「怪物」──「太陽花學生運動」的啟示』，提供了幾個獨到的觀點：
首先，若林觀察到台灣選舉活動中的中間訴求明顯與執政後的偏向光譜極端的政策方向完全相反，扁馬兩任總統在第二任期內這個現象都非常明顯，因為施政的受挫、完成歷史定位或鞏固權力等諸多原因，導致總統召喚出「怪物」------一個極端激進而背反民意的施政路線，然後引爆憲政危機......
小編從若林文章得到的反思是，台灣社會內部存在嚴重的意識形態分裂的情況下，一個儼然超級總統制的憲政權力設計，是否意味著總統的恣意專斷無法透過制度矯正，制度內也不存在有效的手段可以制衡總統而是必走向體制外的公民不服從？是否這樣的結論意味著極端的對立會不斷地在台灣上演？作為憲政改革的下一步思考，一個相對分權的憲政制度是否有必要，以帶領國際政經地位日益危殆的台灣社會從對立走向共識與和解？或許是若林正丈這篇文章讀後可以去深思的問題。
這篇文章值得切入對話的觀點甚多，留待大家進一步討論！以下轉錄原公布於想想論壇（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982）的原文，大家共同來閱讀思考！
------原文------
『附身於台灣總統政治的「怪物」──「太陽花學生運動」的啟示』「太陽花學運」的衝擊
三月十七日，在台灣台北的立法院（相當於國會）中，執政黨國民黨於內政委員會強行通過了「服務貿易協定」（去年六月簽署）、逕付院會審查。是夜，一群反對此事的學生衝入立法院、佔領了議場。出乎意料的，這個行動迅速獲得了支持，自佔領議場以來，立法院周圍的街道都被支持者佔滿。議場內外的聯絡和補給、發送給國內外的訴求與資訊，都迅速地整合起來，數日後，這波運動被通稱為「太陽花學運」。三月三十日，警方宣稱有十一萬人、主辦單位宣稱有五十萬人的大規模示威遊行，於總統府前舉行。
這場運動在國際社會的迴響並不小，甚至連中東的半島電台的報導中都面訪了該運動的幹部。自2008年以馬英九為總統的國民黨政權重新執政以來，開放兩岸直航、中國觀光客來台、中國對台最高機構長官訪台、對中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簽訂、國共兩黨的頻繁交流活動、加上今年年初中台對口機構的初次會面，使經濟關係從「正常化」轉為「強化」、甚至將重點從經濟關係轉向政治關係等等，都一再向國際社會顯示著中台關係的急速發展。儘管推測「太陽花學運」對今後的局勢會造成如何的影響，有其難度，但，從台灣內部的反對聲浪來看，中台關係的停滯和後退的可能性，也是國際社會應該要重新認知的事實。
四月六日，國民黨籍的立法院院長（相當於國會議長）做出了「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制定之前，不會進行有關服貿的政黨協商」的讓步，「太陽花學運」於隔日（四月七日）宣布實質勝利聲明，並決定於十日晚上退出議場。究竟為何「太陽花學運」擁有如此大的影響力、並持續了如此長的時間呢？
最常被指出的一點是，自08年馬英九執政以來的親中態度，讓台灣社會快速被「中國因素」滲透，並在台灣內部造成廣泛的、對中國快速併吞的不安全感，因此，我們也許可以將這個運動理解為，在這樣的不安累積之下的政治爆發點。
但是，若細觀民主化以來的台灣政治，便會發現有一些不能忽略的背景因素、以及民主化後臺灣總統政治的問題，正在漸漸地浮上檯面。
台灣總統政治的運作
在新興民主體制之中，由於規範總統權力的制度並沒有太大的進步，導致即便國家元首選舉已經民主化，選後仍然容易發生最高政治權力、及高階官員的貪汙和獨裁化。在台灣，於陳水扁的第二任執政期間，亦曾發生過貪汙問題。因此，綜合而言，台灣的總統政治，有著台灣特殊政治脈絡下產生的問題。
台灣最大在野黨民進黨的黨綱明文寫著「台灣獨立」。近年來，民進黨的領導者雖然沒有直接主張台灣獨立，但台獨綱領的廢止問題，也沒有詳細地被討論。而且，民進黨領導者也不曾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一個中國原則」。此外，執政黨國民黨既然是「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馬英九也不否認與中國的「終極統一」、並且對「一個中國原則」採取既不主動表明立場、也不否定的態度。意即，從台灣的政黨意識型態對抗光譜而觀，可將此視為「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對抗，而政黨與政治家，就在這個光譜上或多或少地尋求自己的立足點。
此外，自1990年初期開始，一直在持續調查的民調結果明確顯示，對「自我認同」一問回答為「台灣人」的比例確確實實在上升中。另外，對未來的國家選擇，即「台灣獨立」、「與中國統一」、「維持現狀」的偏好問題，一直都是「維持現狀」佔大多數。其中，自馬英九執政以來，「台灣人」和「維持現狀」的比例一直在增加中。不管是要當選總統、還是要在當選後穩定執政，總統都必須在這樣的民意基礎上巧妙維持著某種平衡。當然，面對中國亦是如此。
1996年開始，台灣實行總統直選。任期四年，不得連選三次以上。至於立法委員（國會議員）和地方首長、地方議會議員等政治家，則多依據意識型態、考量現實利益來決定作為，因此選民在投票的時候也並非純然依據意識型態在投票。但是，決定國家領導人的總統選舉，就另當別論了。
如前所述，選民對「統獨議題」的意見分布，明顯呈現為中間最多數的倒U字型分布。若把意識型態的光譜，以最左側為「台獨」、最右側為「反台獨／統一」來看，則在總統大選的競選活動中，可以發現民進黨候選人從中間開始，努力鞏固左方的所有支持者，並想盡量把「羽翼（wing）」伸到另外一端，希望把得票最大化，而國民黨亦然。例如，2000年大選中陳水扁所屬的民進黨，在黨大會中做出以「台灣已實質獨立、現況下的名字是中華民國」為旨的決議，擱置「台獨綱領」；或是馬英九於08年的選舉表示「燒成灰都是台灣人」，以修辭技巧來拉攏「台灣意識」等等，都是很明顯的例子。
但是，開始實際握有政權之後，與選舉態度的相異之處開始浮現。原本總統本身的政治信念必然位於意識型態光譜中點的「左方」或「右方」，而選後進入執政決策圈的政黨人士和學者亦是如此。此外，在選舉的時候熱心幫忙、有狀況的時候會聲援街頭運動的支持者，通常位於較為接近意識型態光譜左右兩端的位置。而這些熱心支持者的意識型態光譜分布，便呈現M字型。事實上，執政黨從當選後的第二年的預算編列開始，就會漸漸有偏綠或偏藍的施政傾向出現，而光譜另一側的反對者，就自然會出現強烈的不滿聲浪。
這樣的「選後意識型態M字型分布」凌駕了「選時意識型態倒U型分布」的狀況，在總統連任後的第二任期更為明顯。雖然在第二任期一般而言支持率會下降，但由於台灣規定不能選第三次，所以對總統而言，比起當下的支持率，他會更注重任期結束後的歷史名聲。若推行公共政策的成績不佳、支持率直直落且難以回復，那麼在第二任期，總統這樣（重視名聲）的傾向便會越來越強，進而導致總統的施政越來越偏離選舉時所重視的平衡態勢。例如，陳水扁的狀況是，陷入中國政策的失當與自身貪汙問題的窘境，政策便開始訴諸左端的「深綠」支持者，進而束縛了後來在大選與馬英九對戰的同黨候選人謝長廷。至於馬英九的狀況是，無論對中國的關係如何進展，都無法順利改善台灣內部的經濟狀況，因此，即使馬英九的中國政策受國際肯定，國內支持率仍十分低迷。馬總統在進入第二任期後，表明了他要完成「歷史的使命」，除在經濟方面持續紓緩兩岸緊張關係之外，也希望能與習近平主席會面。而這個「創造兩岸和平道路」的使命感，更使得他認為「服務貿易協定」無論如何一定要被立法院通過。這樣的使命感不只造成了總統的焦慮，更被認為是這次國民黨之所以要在委員會強行通過服貿的背景因素。
附身於台灣總統政治的「怪物」
如果可以用誇大一點的說法來形容的話，台灣的總統政治，可謂被一個「怪物」附身了。這種捉迷藏式的用詞或許不太恰當，但若要防止所謂的「怪物」出現，臺灣的總統必須同時扮演「陳水扁」和「馬英九」的角色，才可以維持臺灣政治穩定所需的平衡。換言之，臺灣總統不但需要有充分的黨內權威、才得以在「統獨」問題方面取得平衡，也必須擁有對民意脈動的敏感度，更必須擁有能讓人民清楚了解政府欲推行之政策的政治溝通能力。如果無法擁有以上的能力，想要又當「陳水扁」、又當「馬英九」，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由於陳水扁召喚出了「怪物」，民進黨失去了政權，曾為民主制度的建立貢獻一己之力的他們，對民意的應對能力變得低落；至於馬英九在第二任期潛在的「怪物」，也有同樣的傾向正在加速成形。第二任期的政權運作、以及對服貿議題的處理，正是因為很多人都感覺到「政府沒有好好的向人民說明清楚」，所以像是佔領議場這種「違法行為」才會造就了對社會強烈的「覺醒呼喚（wake-up call）」，並獲得廣大的支持。
若是只有以召喚「怪物」作為代價才能達成政權交替，這對台灣的民主體制而言，必定只有負面影響而已。但是，被置於嚴酷國際政治環境中的台灣，這回若是落入了「因為民主政治制度喪失了威信、進而訴諸體制外的抗議行為」這樣的惡性循環之中，民主政治制度便會失去區隔「中國」與「台灣」的功能，不但「國民黨vs民進黨」的政治對抗關係將淪為表象，更可能在實質上不慎落入「國共兩黨聯合vs台灣公民運動」這種極度不對等的權力結構。「太陽花學運」即便獲得一時的成功，在體制內擔負民主重責大任的政治人物，如果沒有認知到這個層面的意義、以及所需要的擔當，將會非常的危險。尤其是在美國影響力低落、威權中國權力不斷坐大的現在，要是失去了台灣的民主，亞洲的民主也非常可能一併失去了吧。
（四月八日是為記）
十日晚上加註：學生把議場復原、清掃以後，在十日的晚上六點同聲明所述，從議場撤離了。
文章來源: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982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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