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31日 星期三

想要活得像自己,卻必須像個男生或女生


「男兒有淚不輕彈」、「女生要溫柔婉約」。不知不覺我們意識到必須「像個男生或女生」。但是,什麼是「像個男生或女生」?讓我們透過受壓迫的性少數者與被禁錮的男性們身影來思考。

茶色短髮、濃眉、圓溜溜的眼,照片中像個稚嫩的少年。
廣田爲佐有顆男性的心,卻是以女性的姿態誕生。2012年1月,因嘔吐物噎住食道窒息死亡,得年21歲。疑似因藥物攝取過量造成精神不穩定,人生的最後一天在部落格留下「死掉好了」的留言。

小學五年級時,被其他的女同學嘲笑「像男生的女生」。2003年4月進入橫濱市完全中學的女子學校就讀。其自傳「破曉的天空」(文藝社)中寫道,當學校的水手服寄到家裡時,母親說:「如果不像個女生,在學校裡是無法生存下去的喔」。

從「天生有性別認同障礙」的廣田寫的詩可以看出他(她)內心的糾葛。「不希望自己覺得自己很奇怪,一直拼命讓自己成為普通的女生」。但是,內心與身體的不一致逐漸擴大。在高中一年級時,寫了滿滿四張信紙的信給老師,信中說明再也無法穿著水手服,請求讓他(她)穿著體育服。「一直忍耐、偽裝著自己。已經到了極限」。

高中二年級時,轉學到可穿著男生制服的空中高中支援學校。為了注射男性賀爾蒙,謊稱自己為18歲,到東京新宿的診所就診。接受賀爾蒙注射後,廣田寫了一封信給恩師,「人生第一次發自內心覺得活著真好」。

沒日沒夜地在便利商店打工,存動手術地費用。自2008年12月起2年之間動了3次手術後終於獲得了男性的身體。2011年1月,他(她)將戶籍變更為男性。

然而,內心仍無法滿足。他(她)部落格上寫了這一段話,「活得像自己之前,卻糾結於必須像個男生或女生。性別什麼的......會這樣講的人其實最在意性別」。

廣田曾向同居人大久保亜希子(43歲)吐露「全部結束時,感覺生命會就此結束」。「可能是因為,動了手術也無法變得『普通』而感到絕望吧」。

筆記本上也留著廣田潦草的筆跡。「追求普通有什麼不對的」(如圖)。
被強迫要「像個女生」的廣田,反抗似地追求「像個男生」而備受煎熬。
20人中就有1人是有性別認同障礙等的性少數者。是什麼阻礙他(她)們不能活得像自己?

■社會的性別情結

10月25日於東京都舉辦了性少數者LGBT與霸凌問題的研討會。主題為『探討像個男生或女生的壓力』。

公開出櫃,並致力於教育現場霸凌防止對策的大磯貴廣(37歲)表示,「從10多歲開始就經常被同學說像女生、噁心、賣屁股的,長期被霸凌。曾有繭居、高中退學與自殺未遂的經驗」。向老師求救,反而被訓斥說「如果像個男生的話就不會被欺負」。因為他是家中長男,家裡期待他能結婚成為家庭支柱。

「不只是孩童之間的霸凌,『戰線』甚至擴大到雙親、老師與社會,相當痛苦。這到底是個人的問題,還是日本社會的問題,想追究這個問題的心驅使著我展開行動」。

大磯擔任共同代表的LGBT支援團體「尊重生命,白絲帶聯盟(White Ribbon Campaign)」於5月發表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7成的LGBT曾被霸凌,有3成想過自殺,有2成自殺未遂。

「不像男人的男同志/Gay」、「不像女人的女同志/Lesbian」這樣的想法是偏見。但是,調查可看出「不像男人的男人」容易成為霸凌的目標。

在北日本就讀專門學校的男學生(18歲)於國中二年級時,被同年級的女同學說:「沒想到像你這樣的人竟然會活在這世界上」。這句話,他永遠無法忘記。

就在那個時候察覺到自己的性傾向。之後得知,可能是因為舉止「不像個男生」,大家在背後議論他「可能是男同志/Gay」。

「如果說自己是同志,就會被這樣對待阿」,一直以來在家裡或學校都隱藏著自己,但這樣「彷彿拿掉自己身體的一部分而活著一樣」。想要活得像自己,一直等到高中畢業,終於在去年10月份在同年齡層的聚集地點公開出櫃。

「我是同志。日本有很多同性戀者因為害怕被拒絕,一直隱藏真正的自己。在日本身為同性戀是相當孤寂的」。

他也倡導「沒有偏見與冷漠的世界」。然而,擔心對尚在職場任職的父母親有不好的影響,因此在這篇報導中並未登載出他的名字。雙親表示「生活可能會因此發生巨變」、「不認為這樣做就會往好的方向改變」,說服了男學生不要用本名接受報導取材。

■同性戀情侶遠走北歐

也有人感受到社會的不自由,離開日本遠走他鄉。任職於IT產業的Rose・ 木村謙介(37歲),在2009年的春天與來日本觀光的丹麥男子Yorn(58歲)邂逅開始交往。自然地想要結婚,2011年6月從東京搬到丹麥居住。

丹麥在25年前便為世界首先承認同性戀伴侶具有與男女夫婦同等權利(如繼承權等)的國家。就職面試時被問到移居的原因,回答因為是同性戀者,對方並沒有太大的反應,只是回答「這樣啊」。
在日本曾任職三間IT產業公司,但「害怕身分曝光後會對工作有影響」而持續隱藏著。就連第一次跟父母親說明時,也是移居丹麥5個月前。但是,在丹麥不需要偽裝自己。

大學畢業,就職,跟女性結婚,生孩子,購買自己的家.....。在日本時害怕偏離「普通男性必經的道路」。終於,從那樣的意識逃脫,獲得了自由。「再也沒有喘不過氣的感覺了」。

星期天的早晨,兩人一起喝咖啡。夏季到來時兩人就一起到海邊。共同分擔家務,Yorn負責房間的打掃,木村負責洗衣服,誰先回家就負責煮飯。在這裡能實現最自然的生活方式。「很幸福」,「現在沒有回日本的打算」木村毫無猶豫地回答。

■沒有男子氣概的男人很奇怪嗎

美國蘋果公司的執行長(CEO)提姆·庫克於10月30日向大眾公開出櫃表明同志身分。

美國彭博商業周刊的專欄中講述:「世界雖然已大幅改變,但仍有數不清的人面對恐懼與虐待。我想要試著成為孤獨人們的力量」

寶塚大學看顧學系日高庸晴等人的調查中,同性戀者與雙性戀者的男性之中66%的人曾想過自殺,14%的人自殺未遂(有效回答數為5731人)。日高等人的另一項調查顯示,同性戀者與雙性戀者的男性自殺未遂風險為異性戀者男性的6倍。

約20年前開始接受LGBT諮詢的精神科醫師平田俊明說明:「以異性戀為前提的社會之中,性傾向被當成霸凌的藉口,害怕被霸凌的恐懼讓LGBT者自幼開始便習慣性地隱藏自己」。

佐佐木瑞枝,武蔵野大名譽教授(日本語性別論)指出,「日本武士(侍JAPAN),日本撫子(撫子JAPAN)的日本國家代表隊暱稱濃縮了日本社會對性別的情結」。「有男子氣概」這樣的詞彙代表著「歧視沒有男子氣概男性,這樣的潛意識刻印在社會之中」

有男子氣概的男性才是男人,不具備這種特質的不是男人。強化性別刻板印象的意識,與排除異於社會性別框架心理作用相連結。

以LGBT為核心主題追蹤報導25年,現居美國的北丸雄二表示:「對方帶著怎樣的偏見與歧視眼鏡?怎樣才是公平、正義?出櫃之後了解到的並不是出櫃者的真面目,而是出櫃者周圍的人的真面目」。
(報導:二階堂友紀、石原孝、高橋末菜)

譯註:
1. LGBT為女同性戀者(Lesbians)、男同性戀者(Gays)、雙性戀者(Bisexuals)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四者的集合略稱。
2. 2013年美國精神醫學會將「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GID)」更名為「性別不安症(gender dysphoria)」,日本、台灣亦隨之跟進。

編按:
相對於其它亞洲地區,同志運動在台灣非常頻繁。舉今年為例,除了行之有年的同志遊行以外,模擬憲法法庭反映了許多在刻板的性別背後值得關注的價值,延宕多時的婚姻平權法案在年末也終於進入實質審查。
本篇作為島弧今年最後一篇文章,希望能帶給讀者一些思考的方向。

新聞來源:http://digital.asahi.com/articles/ASGBV5307GBVULFA002.html?_requesturl=articles%2FASGBV5307GBVULFA002.html&iref=comkiji_txt_end_s_kjid_ASGBV5307GBVULFA002

關於性別議題請參考:
(1)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http://www.tgeea.org.tw/gendergogo/
(2) 台灣同志咨詢熱線
http://hotline.org.tw/
(3) TG蝶園跨性別咨詢熱線
http://transgender-taiwan.org/index.php?title=專線

2014年12月28日 星期日

為了脫離貧窮而升學 ──學生面臨的卻是高漲的學費與沉重的學貸負擔


■ 「貧窮與東大」

  在大企業工作的朝倉彰洋(25歲),於2009年就讀東大時曾做過一份問卷調查。由東大校方實施的「學生生活狀況調查」結果可得知,父母親年收入為「950萬日圓以上」的東大生占半數,然而「無從得知有多少學生為貧困階層」。從此問題意識出發,朝倉針對自己所居住的學生宿舍的舍友發放問卷調查,發現宿舍裡的學生大多皆有經濟問題。49位問卷回答者當中,父母親年收入不到300萬日圓的學生有15位。   
  
  「即便出身貧困,若支援制度能更廣泛週知運用,便可不受困於家庭經濟因素,進入東大求學」朝倉本身便成長於單親家庭,由母親扶養長大。原本母親說:「會提供資金讓你繼續求學」,但當他提及想離開愛知縣至東京求學時,母親態度丕變,以「沒有錢讓你去東京念書」為由反對。日本國立大學的學費(標準金額)從1975年度的3萬6千元日圓,漲為目前的53萬5800日圓(約16萬台幣),漲幅約15倍之多。

  朝倉初中時從未考慮要上大學。高中時受到老師的協助獲得免除學費補助,同時也爭取到給付型獎學金*,得以進入研究所繼續求學。「我很好運。若沒有遇到提點我有支援制度的國中與高中老師,與一起以東大為目標的夥伴,我應該無法繼續升學。」

  在愛知県春日井市購物中心的一角。那裏的大學生志工每周一次約2個小時,針對國中生進行幾乎是一對一的課後輔導。約有15位學生受到政府生活保障補助,或是單親媽媽家庭。其中一位是成長於單親媽媽家庭的國中三年級女學生(14歲),雖然放棄上補習班,但接受課後輔導教室的指導,以商業職業學校為目標,希望繼續升學。職業學校畢業之後,她打算立即投入職場。「因為沒有錢可以上大學,而且工作的話媽媽會很開心」。 一位參加課後輔導教室的國中三年級的學生(14歲,長男)母親(38歲)說道:「無論如何都要想辦法讓兒子上大學」。她的丈夫(38歲)多病,她以照護服務員證照打工維持家計,深刻感受到經濟環境富裕的人不斷爬上社會頂層,貧困的人只能在原地打轉,窮困生活日復一日。她說:「不希望兒子步上我的後塵。希望他堅持下去,持續往上爬。」

  即使出身貧困,教育能使人發揮能力、開拓未來。然而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現況當中,原來被視為可改善貧富差距的平等受教權亦搖搖欲墜。

■ 打工纏身,「想放棄上大學」

  
  經濟狀況吃緊,即便升學,路途仍然險峻。學費必須貸款,變成家庭的重擔。一位居住於宮城縣的母親(50歲),擔任非正職幼兒照顧人員,月收入約13萬8千日圓,扶養兩個孩子。其中私立大學的長女(20歲),自就讀公立高中時便背負借貸型獎學金的「貸款」,升大學時又借貸了兩項獎學金,畢業時貸款總金額預估達260萬日圓(約78萬台幣)以上。國中二年級的長男(14歲)在升上高中之後,將背上另一筆新貸款。

  她女兒的目標是成為小學老師,為了償還學貸,身兼收銀員等兩個打工。但是早上5點起床一直到半夜才回家,每天學業打工蠟燭兩頭燒的生活,連跟朋友相處的時間都沒有。這個夏天,女兒忍不住透露「打工好累,我想放棄念大學」的念頭。「我很想跟她說,沒關係就不要打工吧。但面對現實,我也只能說,現在辭掉打工的話,150萬日圓(約45萬台幣)的貸款怎麼辦?」即便順利畢業,也無法保證能找到可穩定償還貸款的工作。「即便是為了脫離貧窮而升學,但也只是持續增加借款的『無法回頭的賭注』罷了」母親深為煩惱。

■ 接受學貸的學生比例為52.5%

   孩子的窮困比例打破過去紀錄的同時,另一方面,國立大學一年的學費為40年前的15倍。必須仰賴名為獎學金的「貸款」的家庭日漸增加。依據日本學生支援機構的統計數據,日間部4年制大學的學生之中,接受獎學金支援者在2012年度已達52.5%,較十年前增加了20%。其中接受獎學金支援的學生有9成是借貸型獎學金(學貸)。

  名古屋市的杉山智(20歲),受交通事故後遺症影響的父親無法正常工作,家庭經濟困難。大學二年級時因繳不出學費被開除學籍。高中、大學接受獎學金約350萬日圓亦為貸款,負擔極大。 他參加以思考如何解決孩子的窮困對策的聚會,認為「沒有知識便無法找到解決辦法。無知使人窮困。」如果貧窮,就無法接受教育,吸取知識。「因為貧窮便得工作的想法將產生貧窮的惡性循環。」(杉原里美、山本奈朱香、河原田慎一報導)

■ 同樣面臨學費高牆的美國與澳洲

   被視為「改善貧富差距」的教育制度,持續遭到因財政狀況惡化帶來的高學費所威脅。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資訊所示,就連以「教育是國民應享的福利」為理念的法國跟荷蘭也醞釀調漲學費。

   澳洲自2005年開始6年之間學費調高了28%,就讀雪梨大學的大學三年級學生Kyle Blakeney(21歲)非常憤怒,低收入戶較多的澳洲原住民憤怒地表示:「原應是為了脫離貧窮而存在的高等教育,很諷刺的,卻因為貧窮而無法就讀,多麼讓人絕望!」、「自許為多元主義國家,卻說出:『窮人不要去當律師跟醫師』這種話。」 保守聯盟的艾伯特(Abbott)政權減少大學的財政支出,提出最高300億澳幣(約7800億台幣)的財政削減法案,法案通過的話,取得碩士學歷的學費會從目前的數萬澳幣,在兩年後漲為世界最高學費的10萬澳幣(約260萬台幣)。 澳洲40多間大學中多為國立大學,1989年之前皆為免學費。「出生於這個時代的人,就必須繳納高額的10萬澳幣學費。」居住於雪梨郊外低收入戶聚集地的高中生Grace Hurley(17歲)嘆氣地說。

  美國過去也曾被稱為即便出生貧窮家庭,只要大學畢業、找到好工作,就能翻身為中產階級的希望之國。但是美國大學創立的NPO「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表示,去年4年制私大一年所需費用已調漲為約3萬1千美元(約93萬台幣)。即使一併考量通貨膨脹率,也約為30年前的2.5倍。公私立大學中約有6成的畢業生背負高額學貸,平均借貸金額約為2萬7千美元(約81萬台幣)。

  NPO「學生貸款危機」的創立人Robert Applebaum指出,「因為背負貸款,即使畢業,也有許多人無法購買房子或車子,亦無法創業。此問題亦將為經濟整體帶來負面影響」。(雪梨報導=郷富佐子,紐約報導=中井大助)

■ 以稅金補助升學費用 
矢野真和・櫻美林大学教授

  
  雖然政府想以借貸型獎學金解決機會不平等的問題,但其本質仍為貸款。父母親繼承給孩子的負資產問題,有定著化的現象。針對無法上大學的人,應提供低所得者無須償還之所得連動型獎學金,無論是公私立大學皆應調降學費,應以稅金負擔生學費用,學費由父母親負擔的想法必須加以改變。在高中畢業者與大學畢業者的未來所得差距持續擴大的狀況下,從大學畢業者的終生收入所獲得的稅收應大幅超出公共投入金額,而大學學費應只佔消費稅的1%。我們要改變想法,18歲孩子的大學學費用不是由父母負擔,而是共同負擔,實現讓每個人都擁有就學機會的社會。

譯者註:日本的獎學金分為兩種,一種為無須償還的「給付型獎學金」,另一種為須償還的「借貸型獎學金」。

資料來源:
http://digital.asahi.com/articles/ASGCS64WPGCSUTIL01V.html?iref=comkiji_txt_end_s_kjid_ASGCS64WPGCSUTIL01V
圖片來源:
http://yamatea.at.webry.info/201412/img1_1.141724257638697202180.html

2014年12月23日 星期二

勞權律師對女主播內定遭到取消一事之看法 ──以法律觀點徹底解讀特例的官司


戸舘圭之(律師)

  希望撤回遭到取消的內定,女大學生控告了日本電視台放送網——。11月14日的這場官司吸引了極大注目。根據新聞報導,東洋英和女學院大學4年級生笹崎里菜小姐(22歲),原已獲得日本電視台主播職務的內定,預定在2015年進入該社。她有在銀座某小型俱樂部從事女服務生的打工經驗,主動向公司的人事部報告此事,然而日本電視台卻以「不適合擔任被要求具高度清廉性的主播」為理由,取消了其內定。

● 日本電視台單方取消內定

  遽聞笹崎小姐最初遭到日本電視台脅迫,令其自行辭退內定,但她並未聽從此令,因此遭到取消內定。笹崎小姐對無法接受如此結果,因而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11月14日,在法院進行第一次的口頭辯論,下次預定於2015年初上旬進行。

  雖然此案最終交由司法來判決,但是,大學生就職活動中所謂的「內定」,在法律上究竟是什麼定位?筆者於此,藉此案例來思考看看。

  即將自大學畢業的社會新鮮人的學生,大多於在學期間便開始進行就職活動,接受採用考試,通過考試後,便會收到來自企業的採用內定通知。此即為「內定」、「採用內定」。透過上述的方式,企業可確保想錄取的人才;學生也可因獲得志願公司的內定,而不須再進行其他就職活動,專注於僅存無幾的大學課業。就此次的案例來說,站在日本電視台的角度,藉由內定笹崎小姐,有著讓笹崎小姐無法前往敵對電視台等的其他公司工作的優點。另一方面,對接受內定的學生來說,依據內定通知,便無法再去他處進行就職活動。取消內定,亦是斷絕了以畢業新鮮人身分就職的可能性,茲事體大。因此,取消內定也時常出現官司糾紛的案例。

勞動者被企業採用的過程大抵如下:

①招人.募集
②應徵(提出履歷、必要文件等)
③採用考試、面試等(採用選考)
④採用内定(交付內定通知書、提出誓約書等)
⑤進入公司(進入公司典禮、交付任免文件等)
⑥試用期
⑦正式採用
 

  在其過程中,若至⑤進入公司的話,無疑可視為勞動契約成立,企業也必須遵循勞動基準法和勞動契約法等法規,無法簡單地辭退勞動者。

● 即便只是「內定」,勞動契約也已成立

  另一方面,在此次案例中,爭論點之一的是在④採用内定的階段,勞動契約是否也可視為已成立。採用內定的方式等等,依據不同企業,有各式各樣的形式。雖然每個案例各有其不同狀況,但是一般來說,許多企業的採用內定是當企業發出採用內定通知後,學生便必須提交寫有進入該企業工作等內容的誓約書,依情況不同,也有作為入社準備而必須參加的研習等義務的狀況。在這種狀況下,學生與企業之間,在採用內定階段,勞動契約就已成立,這樣的思考是比較普遍的。「因為尚未正式進入公司,所以勞動契約還未締結,因此企業應該可以自由地取消內定。」可能也有這樣看法。但是,當內定關係出現時,通常認為接受內定者與公司之間已產生法律的約束力。

  最高法院也在關於某企業的採用內定的審判中,承認依照採用內定通知而勞動契約成立一事(大日本印刷事件,最高法院昭和54年[1979年]7月20日判決)

  此種情況的勞動契約,時間起始於畢業後,且企業保有在一定的情況下可解約的解約權(附註開始執行日期、保留解約權的勞動契約)。依前述的流程看來,在企業保留有解約權的這點上,便已與⑥試用期是同樣待遇的情形了。承上,雖言內定,但勞動契約已被視為成立,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方面若要取消內定,必須有正當理由,否則便無法被認可。那麼,取消內定的案例是什麼情況呢?

  雖然有點專門性,在此引用最高法院的判決內容如下:「以內定採用時無法知悉的事實、或是無法期待知悉的事實,作為取消內定採用的事由,參照解約權保留的意旨與目的,以客觀上依社會通念可被肯認為是合理的事由為限。」(大日本印刷事件,最高法院昭和54年[1979年]7月20日判決)

  像這樣,最高法院對可以取消內定的情況加以限制。一般來說,所謂取消內定被認可的情況,像是如無法取得學分而無法如期畢業、健康狀況明顯惡化而無法負荷就職勞動、內定時提出在採用之際謊報重要事實等情況,客觀上被視為是合理理由的。

● 無法以抽象理由加以取消

  舉例來說,僅以「不合乎公司風格」、「印象不佳」等抽象理由來取消內定,是不被允許的。在上述最高法院的判決案例中,雖然公司以「gloomy的印象」(陰沉、陰鬱的印象)作為取消內定的理由,但被判定為無效。當然,在採用階段,企業以原則為由,有自各式觀點進行採用選考的自由,將「不合乎公司風格」、「印象不佳」等理由作為選考基準之一,而不予採用的事亦是被允許的,此行為不太說是違法。(採用的自由)但是,當發出內定通知,並且通知內容相當於雙方已締結勞動契約的情況則另當別論。企業在做出採用勞動者的約定下,便受該契約所拘束,只要沒有正當的理由,就無法解除該契約(解雇)。換言之,就算想辭退對方,如果沒有正當的理由便無法辭退對方。一般來說,採用內定被視為已有勞動契約約束力的情況較多,故與單單是不採用的情況有所不同,這一點希望大家能注意。

  取消內定變成無效的情況時,作為勞動者的地位就會被承認。再者,以違法取消內定作為理由而提出損害賠償也是被認可的。在此次的案例中,以曾經在銀座的俱樂部從事過女服務生的打工經驗作為理由、而取消內定一事,是否可客觀地被認定為合理之舉;在一般常識上是否被認為適當,將成為此次爭論的焦點吧。

文章來源:
http://toyokeizai.net/articles/-/53644
圖片來源:
http://www.bijogoyomi.com/bijo3/index.php/2012/07/27#12

2014年12月20日 星期六

少子化的對策 從小學生開始


■與嬰兒接觸的課程

  穿著體育服的五年級小學生們輪流輕輕地抱著小嬰兒。為了哄啼哭的嬰兒一下扮鬼臉,一下搖鈴鐺,也有些小學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只能一直盯著嬰兒看。

  正對著富士灣的富山縣魚津市,有大約四萬四千人。約有120名學生的市立上也方小學校,在七月中招募了兩對母子,讓大約二十名的五年級學童以「接觸嬰兒」作為課程的一部分。小朋友們向母親提出各種疑問:「小嬰兒夜哭的時候就不能睡覺嗎?」「希望爸爸可以幫忙做什麼?」也學習了懷孕和生產的過程。

  這個課程是市政府推廣的少子化對策「送子鳥計畫」的一環。著重的目標在於認識生命的重要性,六年前開始在部分的小學實施此課程,今年開始利用國家補助的地區少子化對策經費,把該課程推廣到全市的中小學校。課程結束後,也讓小學生寫信給將來的自己和孩子。上野方小學的小朋友寫下這樣的句子:「我想要養育出溫柔的孩子。」「將來希望可以早點生小孩。」

  魚津市在2002年出生人口數是419人,在2011年第一次下探300人。「雖然我並不認為這樣就可以解決少子化的問題,但是以不強迫他們的價值觀為前提,如果能夠變成他們考慮結婚生字的契機也不錯」負責人表示。由於對人口減少的危機感,在教育現場實施的少子化對策也越來越廣泛。政府於去年公布的:「因應少子化危機的緊急突破對策」當中加入了「促進國高中生接觸嬰兒的機會」一項。從2012年度開始,適用對象的初中學習指導要領當中,也把「接觸幼兒」列為家政課的必修選項。

■向高中生宣導結婚的魅力。
  
  雖然已經提出很多針對成年人的對策,少子化卻依然沒有趨緩。上緊發條的的公部門開始轉向十多歲的青少年。現代人想結婚但不想失去自由。於是,不婚和晚婚的狀況持續加劇。基於這也被列為潛藏的少子化因素之一,山形縣開始「正面促進結婚育兒」。為了使年輕一代正面積極地體會結婚和育兒,展開各種努力,今年度在縣內的八所學校也實施了規劃人生的「Life Design 研討會」

  山形西高校在五月開了研討會。大約240人的一年級生聽了『尋覓結婚對象的時代』其中一名作者白河桃子的演講。「結婚並不是把目標放在當專業主婦,而是要想成夫妻共同合作。」「懷孕並非任何時候都辦的到的事。」也同時出示了未婚率和結婚對象的收入的相關資料。很多學生表示:「想當也能夠工作的辣媽」「我知道迫於壓力結婚是不好的。」但是也有女學生感受到不得不生小孩的壓力。縣政府的負責人表示:「會持續一直以來進行的育兒援助,同時也向年輕一代傳達結婚和育兒的好處。

公部門的轉向青少年施策的理由來自無法改善的少子化現況。總出生率自1975年下達2.0之後持續下降,2005年達到過去以來最低的1.26。在那之後的2013年略為增加到1.43,但仍舊遠低於歐美。未婚率也持續增加,2010年35~39歲男性的未婚率約36%,女性達到約23%。

■生育自由也應同時受到尊重

  在香川縣預定舉辦以高中生和大學生為對象的「戀愛講座」。秋田縣則正在編寫高中家政課使用的「少子化對策副讀本」。各縣市都在著手啟發年輕人的同時,在教育改革方面的對策也開始出現大膽的意見。「在青少年期暫時停止男女合校的話如何呢?」靜岡縣長川勝平太在六月的縣議會上發表了這樣的言論。比起男孩,女孩成熟較早,學校的課業成績也好,很難對男孩有尊敬的感覺。從這樣的思考方向來看,男女「到大學第一次同校的話,彼此的憧憬也許會比較深厚」。正在思考人口減少問題的縣市,在會議中暗示了討論「男女分校學習」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也有訴諸傳統道德教育必要性的聲音出現。在文部科學大臣的諮詢機關「中央教育審議會」的六月大會,有委員表示「有的女性因為不想失去自由而不結婚,所以沒有延續世代的想法。」「自由是伴隨著責任的」等意見。
  
  專精於少子化問題的大日向雅美教授(惠泉女學院大研究所,專長為發展心理學)則批評:「對於國高中生的啟發,並不應該只限於將來的結婚和生育。對於孩子們來說,學習了解生命的重要和思考活著的方式也是必要的,而結婚和育兒不應成為唯一的解答。」

  提出因應少子化的對策固然重要,我們不能忘記「生育的自由」、「不生育的自由」以及「無法生育的人」。教授認為:「政策制定的方向,應該以購成讓希望生育的人能夠安心生育的社會為目標。」(佐藤惠子)


資料來源:http://www.asahi.com/articles/DA3S11366306.html
圖片來源:https://www.google.co.jp/search?q=嬰兒&es_sm=122&source=lnms&tbm=isch&sa=X&ei=ZjmVVJrcCsTVmgWZgoHIDQ&ved=0CAgQ_AUoAQ&biw=1152&bih=620#facrc=_&imgdii=_&imgrc=aqHyqlv1d5e1aM%253A%3BlwD3DAbslNrzOM%3Bhttp%253A%252F%252Fpic.pimg.tw%252Fbbfirst%252F1363333117-3040264389.jpg%253Fv%253D1363333118%3Bhttp%253A%252F%252Fbbfirst.pixnet.net%252Fblog%252Fpost%252F54682663-%2525E9%2525A0%252590%2525E9%252598%2525B2%2525E5%2525AC%2525B0%2525E5%252585%252592%2525E7%25259A%2525AE%2525E8%252586%25259A%2525E9%252581%25258E%2525E6%252595%25258F%2525E5%2525B0%25258F%2525E5%25258F%2525AE%2525E5%25259A%252580%2525EF%2525BC%25259A%2525E9%2525A0%252590%2525E9%252598%2525B2%2525E5%2525AC%2525B0%2525E5%252585%252592%2525E7%25259A%2525AE%2525E8%252586%25259A%2525E9%252581%25258E%2525E6%252595%25258F%3B500%3B393

2014年12月19日 星期五

鹿兒島縣知事同意重新啟用川內核電廠,這難道不是對地方的歧視嗎?


◇首開「避難計畫僅止於紙上空談,便強行重啟電廠」的先例?惹怒電廠周圍居民

  自福島核電廠事故以來,經過了3年8個月,如今這個國家決定重啟核反應爐。在新規定基準下的重啟的「第1號」,是鹿兒島縣的九州電力・川內核電廠(註1)。不顧居民的不安與反對,薩摩川內市政府與鹿兒島縣政府同意了重啟核電廠。對此,居民心中徘徊不去的憂慮是什麼呢?我們實際走訪了現場。【吉井理記採訪報導】

  在錦江灣的正中央,櫻島正冒著煙。今天鹿兒島的市區也因火山灰飄落而顯得煙霧瀰漫。自2009年火山活性化後,這裡每日都出現小型的火山噴發。
在飛舞的火山灰中,鹿兒島縣知事・伊藤祐一郎於11月7日同意重啟核電廠,約400名反對重啟的居民在鹿兒島縣政府前集會抗議,高喊「核電不容重啟!」。但是,現場瀰漫著大勢已去的氛圍。從10月開始持續靜坐至今的居民也說「會在今天撤退」,居民顯得如此無力。

  「核能事故不只會對電廠當地的自治體產生傷害,也會影響其周遭的自治體,看看福島就知道了。但是,重啟電廠卻只需要鹿兒島縣與薩摩川內市的居民同意即可,毫不考慮有著同樣風險的周遭自治體居民的同意與否。對這樣專橫、粗暴的事,我們的憤怒已無可言喻……」鹿兒島大學臨時講師杉原洋先生(66歲)為此深深嘆息。他曾是當地報紙《南日本新聞》的記者,自1979年起,花了兩年的時間採訪啟用前的川內核電廠。
 
  對於重啟電廠所需徵求同意的「對象」範圍究竟應該到何處為止,法無明文,實務上是委由各電力公司裁量。以川內核電廠來說,儘管依照避難計劃,縣與薩摩川內市以外的自治體是位於緊急防護處置區域(UPZ,核能發電廠周圍30公里以內),該地的居民卻無發言權。

  在這次的案例中,類似處境的自治體有8個。姶良市議會(註2)通過決議,要求伊藤縣知事將いちき串木野(註3)、日置(註4)兩個市議會加入「反對重啟並要求廢止川內核電廠的反應爐」意見書的「同意對象」。但是,在其它的自治體並無類似的舉動。不僅如此,8市町的首長中,也有人表示「重啟也是迫不得已」。

  杉原至薩摩川內就任的那年,發生美國三哩島核洩漏事故。(註5)是故,當時周遭自治體的反對意見也相當強烈。但是自1984年運轉開始時,已經聽不到對核電安全性的質疑。「可能也是『好了傷疤忘了疼』(註6),但不如說是結構性的問題,這其中也有內情:畢竟鄉下地方是很難反抗縣知事或是國家的。杉原如此嘆道。

  內情是指什麼呢?我們探訪了いちき串木野市,唯一一個市區全部區域皆在UPZ範圍內的自治體。今年6月,反對重啟的民間團體收集約1,5464名(超過約三萬人口的半數)的連署,並向市府提出。市民最為不安的是當事故發生之際的避難問題。該市位於連接薩摩半島之處,在發生核能事故時,將往東南方的鹿兒島市或南九州市等地避難。

  但是在統計上,在いちき串木野市,風是以從有著核電廠的西北方吹來的日子較多。換言之,即便避難至東南方,也是處於核電廠的下風處,所以仍然有曝於放射性物質下的危險。再加上屆時勢必會出現避難車潮,但是預定的避難道路,是平常就很混亂的單側一線車道(無論國道或縣道)。「周遭自治體的避難計畫充滿破綻,在無法正常避難的情況下強行重啟電廠,令人無言。且市府依然迴避著大家的疑問或反對聲浪。」以「反對重啟」而去年11月的市議會選舉中,初次當選的田中和矢先生(62歲)回顧道。

  在該市的今年度總預算約154億當中,來自市稅收等自主財源為43億7千萬,占總預算的28%。總預算的7成以上是依賴財源,來自地方交付稅和縣與國庫的支出金等。(註7)「市府收取國家、縣的電源建地交付金(註8)約9千萬日圓,由於市府財政情況嚴峻,所以絕對不會吐出這些錢,市府幾乎是不可能反對重啟。」

  因為來自縣府、國家的補助金關係到很多公共事業,所以市府不想得罪「上頭」,特別是現在正處於縣或國家調查自治體預算的時期,各自治體更是難以堅決反對。像九州電力公司這種當地企業,其銷售額相當龐大,也有人擔心(停止重啟)「會對當地經濟有負面影響」。田中在發生車諾比事故時,也依然相信「日本的核電是安全的」。田中說「但是因為有了那個事故(註9),使我覺得『這下子給故鄉蓋了個大麻煩』而感到害怕。我自認為我是比較靠近自民黨的,但是我無法認同的只有核電政策。」

  縣府的情況也大同小異。今年度縣府預算的7,882億中,來自國庫支出金等依賴財源上升至約7成。順帶一提,戰後的7名鹿兒島縣知事中,包括現任知事在內,實際上有6人是從前自治省(註9)等中央官僚轉換跑道的「轉身組」。

  此外,也有著政治上的內情。某自治體的公明黨相關人員坦白說:「雖然結果只能依循黨中央的意向,但是贊成重啟的公明黨縣議員其實內心也無法認同,又只能煩惱於無法向有權者說明。一部分的自民黨縣議員也似乎曾抱怨著『為什麼東京(註11)偏偏從我們這邊開始著手?我們不就跟被迫接受基地(註12)的沖繩一樣。』」杉原接著補充。「只能說,這是將問題推給離中央較遠、較弱的縣或自治體的一種『差別待遇結構』。政府之所以選川內核電廠當作重啟的第1號,也在於離東京較遠,且國民的關心程度低,除此之外我們想不到其他的理由。這不只是鹿兒島的問題。如果全國人民不出來發聲的話,較弱的地區與人被犧牲的結構性問題將永遠存在。如果說那麼『安全』的話,那真希望在東京建造核能發電廠。」
 
  以川內核電廠為開端,不管避難計畫是否具有現實性,想必全國都將開始運作核能發電廠吧。因為筆者想療癒被打亂的心情,在田中的引領下,造訪了佇立於いちき串木野市深山處的鎮國寺,此處被立志脫離核能發電的人們當作「心靈依靠之處」而接受自全國各地的訪客,住持村井宏彰先生嘀咕地說:
「我想應該有人受惠於核能發電吧。但是只因為活在這個時代的我們『可以賺錢』,而不考慮下一代,去運作可能會禍延子孫的核能發電,真的好嗎?」
山的彼方,遠遠地可以看得到川內核電廠。我想這個國家的人民都必須深思此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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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註

註1:川內核能發電廠為九州電力公司繼玄海核能發電廠後所建的第2座核能發電廠,位於鹿兒島縣薩摩川內市久見崎町。其中有壓水型核反應爐(PWR)2座,1號機與2號機分別於1984年、1985年開始運轉。目前九州電力公司正著手進行增設改良式壓水型核反應爐(APWR)的3號機,預計於2019年完成。在1997年3月發生芮氏地震規模6.5級與6.3級、5月發生芮氏地震規模6.1級的2次鹿兒島縣西北部地震中,川內核電廠曾發生過自動停止裝置未啟動而於地震中持續運作的狀況。此外,1號機與2號機也發生過數起故障等。

註2:姶良市位於鹿兒島縣中央,於2010年由姶良郡蒲生町、姶良町、加治木町3町合併而誕生的市。該市東南邊一部分面臨鹿兒島灣,本文中提及的鹿兒島市在該市西邊,薩摩川內市在該市西北邊。

註3:いちき串木野市是鹿兒島縣內的一個市,位處西邊,2005年由串木野市與日置郡市来町合併所設立。東北邊鄰接本文中提及的薩摩川內市,東南邊則鄰接日置市。

註4:日置市是鹿兒島縣下的一個市,2005年由日置郡的伊集院町、東市来町、日吉町、吹上町合併所設立。北邊鄰接本文提及的いちき串木野市與薩摩川內市,東邊鄰接鹿兒島市。

註5:1979年3月28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薩斯奎哈納河三哩島核電廠(Three-Miles Island Nuclear Generating Station)發生核反應爐的部分爐心熔毀,該事故是美國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核能事故。

註6:原文為「のど元過ぎれば……」,此為日文俗諺,本來的全文是「のど元過ぎれば熱さを忘れる」,意為熱的東西通過喉嚨後就忘了燙,引申為忘記教訓或類似中文的「傷疤好了就忘了痛」的意思。

註7:日本的地方自治體財源分為自主財源與依賴財源,自主財源是由自治體自己籌措,包括地方稅收、因受益於地方的特定多數營業者所支付的分擔金、地方建設所需徵收的負擔金、公共設施使用收入、手續費收入、財產收入、捐贈金等;依賴財源則由國家給予,包括國庫支出金、地方讓與稅、地方特例交付金、地方交付稅、地方債等,其額度由國家決定。另外,此處提及的地方交付稅是基於「地方交付稅法」,從作為國家稅收的所得稅、法人稅、煙酒稅、消費稅等稅收中各以一定的比例,由國家均衡地給予各個地方自治體,以確保各地方行政事務的順利運作。

註8:日文原文的全文為「電源立地地域対策交付金」,是一種由國家支付給建有核能發電廠的地方自治體的經費,2003年合併了「電源立地促進対策交付金」、「電源立地特別交付金」等支付經費名目而設立。自核電廠建設前到開始運轉後,每年都會支付。該項經費基本上是可隨該地方自治體任意運用於當地的公共支出如交通、教育、當地地區福利等。以本文的川內核電廠來說,該經費給予的對象是鹿兒島縣、建地所在的薩摩川內市及其周邊的5個市町,並根據其地方自治體的財政規模大小而給予分配。

註9:此處的事故應是指311東日本大地震。

註10:負責國家與地方公共團體間有關行政、財政的連絡與調整,以及負責和地方自治與公職選舉有關擬案、企劃、營運的指導,為中央機關。2001年隨著日本中央省廳重新調整,已併入總務省。

註11:意指中央。

註12:指美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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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5日 星期一

在台灣比吹起的「反中情感」更強烈的東西--- 九合一地方選舉中國民黨的慘敗。檯面下的輸家是中國?


野嶋剛

11月29日舉行投開票的台灣九合一地方選舉中,馬英九總統所率領的國民黨可說是全面崩盤的歷史性敗北,強烈的衝擊也逐漸擴散。「檯面上的輸家」當然是國民黨,但是與國民黨持續了長期蜜月的中國政府則是否為「檯面下的輸家」,這樣的疑問無論如何都已浮上檯面。

以習近平總書記為首,中國的領導者們無庸置疑地是以黯淡的心情接受了此次台灣的選舉結果。或者是說,遭受到一股從以前到現在如疊積木般小心翼翼地建立起來的中台關係的地基,因一次的選舉就驟然崩塌般的徒勞感。

◎「投票的動機不單單是反中」

可以想像得到他們腦中所浮現的句子。那應該是「所以才說民主主義(或者說是選舉)令人可怕」這句話吧。對於成為香港雨傘運動導火線的香港特別行政長官選舉,他們可能再次認為未給予其民主性的「普通選舉」這樣的判斷「我們果然是正確的」而拍拍胸口覺得安心。

對那樣的事做了諸多想像的29日深夜,我收到了來自在台灣政府機關工作的一名女性高官的訊息。

「我不希望外國人因這樣的選舉結果單純地認為台灣成了反中的情況。我們投票的主要動機並不是反中,而是反馬(反馬英九)喔。但是,我也覺得台灣有選舉真是太好了。因為這證明了人民可以成為決定台灣的將來主角。這也正是老共(中國共產黨)最畏懼的事呀。」

的確,誠如她所說的。
台灣人們並不是因為反中而讓國民黨輸掉選舉。對於人氣明顯地持續低迷的馬英九政權而言,「對中國關係的改善」是唯一、且在民意調查中也有7至8成左右的人回答「正面評價」的項目。台灣經濟的對中國依賴度不是日本所可比擬的。中國是台灣企業的生產現場,也是市場,是「糧食的種子」。正是因為討厭與如此重要的中國不斷吵架的民進黨,所以台灣選民才在2008年的總統選舉選了馬總統。

但是,如果以為台灣人是無條件地歡迎中國的話,則是不正確的。對於中國的一黨獨裁政治體制的恐怖感、對言論和壓制人權等的厭惡感、被中國經濟吞噬的不安感,這些情緒根深蒂固地蔓延在台灣社會中。而且比起那些更重要的是,中國與台灣已經長達60年以上處於分裂的結果下,中國對台灣的人們而言成了「他者」,與單方面地以「中國是台灣的一部分」以追求將來「統一」的中國,說到底是沒有共同擁有走向未來的遠景。

在中國決定政策的層級中察覺到此點的人並不在少數,對台灣的接近手段也應該是小心再小心地進行。但是,可以感覺到反而是馬總統這邊太過猴急。馬政權的失敗在於與把「若即若離」作為和中國相處是最好方式的細膩的台灣人的對中觀點背道而馳般地,性急地想進行與中國關係的深化之處。

◎未開花結果的中國政府的辛勞

馬總統「執拗地」尋求出席今年11月的北京APEC會議、與習總書記之間「歷史性的會談」的實現。但是,馬總統的基礎不穩固一事被看穿,遭中國方面以「國際會議的場合並不適當」而被拒絕。此外,馬總統也犯了3月時因在立法院強硬地審查與中國的服務貿易協定而引起「太陽花學生運動」的致命性錯誤。

當然,在此次選舉中,國民黨的敗北要因是複合性的。最大的原因是馬總統本身的不受歡迎,其累及國民黨全體一事是確實的,國民黨的幹部們皆公然地發出「頭號戰犯是馬總統」的聲音。最初以高人氣與受到期待而登場,但其程度與失望的落差顯得相當地大,這點與美國總統歐巴馬相似。

再者,與日本相同,在台灣被稱作中間選民、不太具有特定的政黨支持意識的年輕人也正在增加,厭惡長期持續執政的國民黨天下所造成難以預測的民意流向了民進黨的部分也是一項原因吧。

但是可以明白地說的是,從以前到現在,為了培養「親中國」勢力而對國民黨在明在暗皆伸出援手至今,中國的努力在此次選舉上幾乎未能幫上忙則是實際情況。

作為象徵性的例子,在此次選舉出現了兩大人物為了挽救國民黨的劣勢而於選舉倒數時刻時全力運作,持續高喊「國民黨輸掉的話,與中國的關係將會惡化」。一個是國民黨名譽主席、前副總統的連戰。他於2005年訪中,與胡錦濤達成國民黨與共產黨歷史性的「國共和解」,其後在臺灣政界以作為與中國來往橋梁的角色而被重用,甚至被說為若要見中國領導者,不通過連戰的話是見不到的。

還有一個人是台灣企業「鴻海」的郭台銘董事長。在中國國內有著好幾個大型工廠、大量承包iPhone和筆電等的生產、作為一個世界最大的OEM企業,賺得逼近15兆日圓的年銷售量。他與共產黨首腦有著相當深厚的關係一事為人所知,一直以來他被賦予得以充分運用中國市場中廉價勞動力的特權階級地位。

但是,對於可以稱得上是政治、經濟兩巨頭的其二人所作出充滿危機感的宣傳,不要說台灣選民毫無反應,甚至反而以「中國的爪牙又在說些什麼」這種冷淡的看待方式更為令人注意。

換言之,即便中國再怎麼樣用利益連結的方式攏絡台灣的政治、經濟菁英而巧妙地創造出「親中派」勢力,給予這樣全國規模的民主主義精神的選舉所帶來的影響力是受到限制的事已被證明。要言之,即「用錢是買不到人心的」一事。

這才是在台灣的直接選舉最大的意義吧。在有著這種民意的「最強之盾」之下,中國在經濟力或軍事力的規模上無論再怎麼強壓台灣,違反台灣人們的意志、把台灣據為中國的東西也是無法辦到的。

◎中國所寫的「劇本」已無法繼續順利演出

上述的事對習近平指導部呈現出一項極為麻煩的課題。近來習氏指導部揭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國家目標。「復興」所朝向的目標被認為是回復到曾使中國領土最大化的清朝末期的狀態,使因日清戰爭為日本所奪的台灣、因鴉片戰爭為英國所奪的香港圓滿地回歸至「中國巨大的懷中」一事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然而,在這半年左右之間所發生的事淨是與「偉大的復興」呈現完全相反方向的事件。在3月時,於台灣發生了反對與中國的服務貿易協定的學生、民眾佔領立法院的「太陽花學生運動」,8月在香港爆發了向中國抗議的「雨傘運動」,香港中心部分長時間地被佔領。接著就是此次被稱為台灣「變天」(世間大變)般的國民黨大敗。

不應該將這一連串的事態單純地解釋為反中行動。倒不如說那是與人們追求自己的未來由自己決定的「自決」的企求有所關連,等於是對中國所信仰共產黨獨裁的菁英統治系統這樣的價值觀進行拒絕,所以比起單純的反中情感,老實說,那是更加麻煩且深層的東西。

2008年馬英九政權誕生以來,一直進行緩和與關係強化的中台關係可能會因此次選舉而進入停滯期吧。因為至少到2016年的下屆台灣總統選舉為止,中國已變得無法任意行動了。在此期間,中國將不得不為了因應與中國保持距離的民進黨政權誕生,再次重新檢視新的台灣政策。意即在這樣透過對國民黨強力的協助,使台灣社會實際感受中台關係的果實,「國民黨單獨獲勝的長期化→因中台關係的安定化與緊密化所形成的中台一體化→朝向統一的平穩移動」這樣中國的劇本已無法順利演下去。

在未看到下屆台灣總統選舉的結果前,雖然無法立即斷言說中國的劇本已經完全失敗,但是至少在此次選舉中「檯面下的輸家」是中國一事,則是無庸置疑的吧。

新聞來源:
http://toyokeizai.net/articles/-/54774
圖片來源:
https://iyouport.com/ja/archives/8547

2014年12月9日 星期二

日本眾議員大選評論:解散眾議院是憲法上重大的問題


郷原信郎(律師、關西大學特任教授)

安倍首相決定解散眾議院、於今年12月14日舉行總選舉的消息不斷被報導。明明沒有應該詢問民意的重大政治課題,卻在任期一半時解散由自民黨與公民黨占壓倒性多數的眾議院,此事在常識上實在無法理解。不僅如此,此次的解散從憲法賦予內閣的解散眾議院權力的面向來看,也有問題。

憲法上的內閣的解散權根據

由內閣解散眾議院一事是僅限於根據憲法第69條在眾議院通過內閣不信任案的情況,還是在前述以外的情況也被允許,從以前以來便被當作憲法上的爭論點。

單純地來看憲法的規定的話,憲法第45條將眾議院的任期訂為4年,但因為對抗內閣不信任案而被當作其例外的解散眾議院為第69條所認可之故,因此解散眾議院應該只限於第69條所規定的情況才對。與憲法草案有著關聯的GHQ似乎也是採取解散眾議院僅限定於第69條所規定情況的解釋,成為現行憲法下第一次的眾議院解散,即1948年所謂朝野合謀的解散是由在野黨提出內閣不信任案,在眾議院形式上地通過該案,採取了「依第69條所定事由的解散」這樣的方法。

在日本,其後出現在野黨方面要求提早解散的政治狀況下,也在實務上不採取限定解散事由的思考方式,使得1952年第2次眾議院解散並非根據第69條,而是根據規定了天皇的國事行為的第7條以進行的。

因為該次解散而喪失議員寶座的苫米地議員主張該次解散違憲,提起了要求議員年薪的訴訟,對此,高等法院認為不依照第69條而依照第7條所進行的眾議院解散為合憲,最高法院則採用所謂的統治行為論,對於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國家行為即便在法律上能夠做出判斷,那也是在法院的審查權以外的範圍,以該判斷應交由政治部門或國民判斷而不進行違憲審查,駁回了上訴,有此前例後,不依照第69條而依照第7條所進行的眾議院解散則被慣例化。

在各先進國家的議會解散權

但是,內閣無條件地被認可有議會解散權一事是絕對沒有的。即使在各先進國中,也幾乎沒有認可內閣有不具制約的解散權的國家。

在與日本同樣為議院內閣制的德國,由內閣所進行的解散也僅限於在議會被通過不信任案的情況;就算在法制度上內閣被認可有自由的解散權的英國,因為成立「議會任期固定法」,由首相進行解散的權力行使也變成被封印的狀態。

無理由的解散是「內閣解散權的脫軌」

原本在議院內閣制下,內閣是基於議會的信任所成立並存在的,未表明不信任內閣的意思而把作為內閣本身信任根據的議會解散一事,等於讓內閣本身的存在基礎喪失的行為。如果是預算案或是外交.國防上重要法案遭到否決的情況般,發生實質上與來自議院對內閣不信任同樣的事態也就罷了,除此之外的情況也無限制地認可解散一事則脫離了作為解除內閣與議會對立的方法而存在的議會解散權的目的。

現行憲法規定眾議院議員的任期原則上是4年(第45條),在條文上,作為例外的眾議院解散則被限定於第69條內閣不信任案被通過的情況。然後,直接徵詢國民意見的國民投票除了提議修改憲法的情況下的特別國民投票(第96條)外不被認可。從這樣的規定來看,應該解釋為內閣透過解散信任內閣本身的議會向國民尋求信任的事,原則上憲法是不認可的。

不僅在第69條的情況下,被視為基於憲法第7條的眾議院解散能被認可的理由是在產生新的重大政治性課題的情況,或是政府.執政黨打算根本性地改變基本政策的情況等,有著徵詢民意的特別需要時方才合理,並非被解釋為認可內閣能進行無限制的解散。

現在的安倍內閣是在前年的年末大選中大勝,受到國民的支持,以獲得眾議院壓倒性的多數下被信任而成立的內閣。只要在沒有發生安倍政權失去眾議院信任的事態,或是產生應該徵詢民意的重大政治課題之下,讓眾議院議員做完該任期應是國民的意思才對。

此次,被說是安倍首相做出決斷的此時間點的眾議院解散若不具有應徵詢民意的重大政治上爭議點,主要判斷為因為現在是為了維持今後4年安定的政權的最佳時機而進行解散的話,那實質上便與規訂了眾議院議員任期的憲法第45條,以及視為例外而認可眾議院解散的憲法第69條的旨意相違背。

侵害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眾議院解散

加上前述所言,若在現在這個時間點上強行進行眾議院解散的話,將會產生另一個憲法上重大的問題。該問題是指違反法律之下人人平等、處於「違憲狀態」而國會卻不在合理的期間內進行更正,在最高法院也被認定為違反憲法的「眾議院定額不均衡問題」。上回眾議院選舉之際,由三個政黨共同同意而削減國會議員定額數所帶來的定額不均衡,對其的根本性更正應該是至少在下次的總選舉前進行非進行不可的必要事項。對於此點,僅僅以「0增5減」更正了極端的不均衡,而未進行任何根本性的修正,在任期還剩2年以上的此時反而進行解散眾議院、舉行總選舉一事可說是大大違反憲法的要求。

如果安倍首相在現下強行解散眾議院的話,則脫軌於內閣被賦予的解散權,並且也違反了更正國會定額的不均衡、企圖達到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憲法上重要義務。

至今最高法院對違憲審查顯得極度地消極性,對國家的重大違反憲法也以統治行為論來迴避判斷,因而對於「首相違反憲法」進行司法上的救濟也難以期待。承此,如果在解散眾議院並進行總選舉的情況下,國民所剩下的手段就只有在充分地認知到「首相的重大違憲」下,進行投票而已了。

「對安倍經濟學的信任」的謬誤

在有著如此憲法上重大問題的眾議院解散被強行進行的情況下,安倍首相將會把所進行的總選舉定位於向國民探詢「對安倍經濟學的信任」的選舉吧。雖然不必多說也可以知道那並不等於依據憲法第7條進行眾議院解散所正當化般的「應徵詢民意的重大政策課題」,但另一個大問題是,現在這個時間點上,將「安倍經濟學」如多數的媒體論調一樣給予好評真的適當嗎?

此處要說的第一點與日本銀行的追加金融緩和有關係。現在這個時間點的「安倍經濟學的好評」是被10月31日日本銀行黑田總裁發表追加金融緩和而帶來「急遽的日圓貶值、股價高漲」的狀況所巨大地影響。

該「急遽的日圓貶值、股價高漲」是安倍政權出發以來一直被強調至今的象徵性經濟現象。但是,其金融緩和是在作為被保障於政府干擾之外而具有獨立性的中央銀行的日本銀行所進行的政策決定會議上,由總裁、副總裁2名,以及審議委員6名,合計9名所評定議決的結果,其結果是以5人贊成、4人反對的多數決方式所決定下來的東西。該責任應由獨立於政府之外的日本銀行負起,其本身並不應該被當作是由安倍政權所作成政策的評價對象。

其二是「急遽的日圓貶值、股價高漲」在現在的時間點上給國民生活帶來如何的影響,以及國民是否正確地認知、理解其影響的問題。

日圓貶值有著因輸入品物價上升而壓迫到國民生活的壞處,另一方面,也有企業業績上升因而使股價上漲而帶給國民在經濟上的好處。

問題是其「企業業績的上升、股價高漲」的內容物。

首先是企業業績方面,隨著安倍政權出發後的日圓貶值而帶來的企業業績上升,其大部分是海外事業的收益隨著日圓貶值、在日圓基礎上膨脹所帶來的。如果對美元貶值30%的話,隨之以美元所獲得的海外事業收益將因日圓為基礎增加30%。日本企業因為是以日圓基礎支付總公司經費或是國內的人事費,所以海外收益的部分使總收益增加是理所當然的事。

此外,股價高漲方面,其內容物也與自「日經平均指數睽違7年之久站上新高」等新聞報導標題所接收的國民的印象有著相異之處。

自10月31日,日銀的黑田總裁發表追加緩和之後,日經平均指數至上週末為止上漲到1,800多日圓。其所上升貢獻的部分則極端地偏向一部分的超高價位的股票。股價4萬4千多日圓的Fast Retailing與股價2萬多日圓的FANUC該2支股票的日經平均指數貢獻部分就上升450日圓之多(筆者試算)。日經225的上升部分中約有4分之1皆是該2支股票所造成的。當然,如此超高價位股票對小戶投資者來說是無法伸手可及的。買賣單位以100股計算,因此如果要買的話,Fast Retailing需要440多萬日圓、FANUC需要要200多萬日圓的資金。那是與利用NISA(小額投資非課稅制度)進行股票投資的平民幾乎無緣的股票。

日經平均指數上升僅是賴於如此偏差的股票,然資金跑掉的速度也很快,稍有一個甚麼,也有急遽下跌的風險。那可說是對平民而言難以出手的「股票上漲狀態」。

即使企業業績上升,也不會與加薪產生關聯,股價上漲對平民所持的股票影響有限,因此大多數的國民實際上無法感受到日圓貶值的好處。儘管如此,媒體上一旦連日報導「日圓貶值.股價上漲」,則陷入一種沒有享受到其所帶來的好處的人只有自己這樣的錯覺。

在這樣的情況下,安倍經濟學能被正確地給予評價嗎?倒不如說,等到日銀的金融緩和與政府的經濟政策能妥善地調和,日本經濟的回復軌道變得鮮明,「日圓貶值.股價上漲」能在真正的意義上與國民的經濟利益連結上的時候,才有可能作出真正的評價吧。

在現在這個時間點上透過解散、進行總選舉來尋求「對安倍經濟學的信任」一事上,可以說是存在著很大的問題。

新聞來源:
http://www.huffingtonpost.jp/nobuo-gohara/dissolution_b_6169640.html
圖片來源:
http://www.fnn-news.com/news/headlines/articles/CONN00281933.html

2014年12月7日 星期日

日本文部科學省:法科研究所依照排名分為五區段減少補助金


為了因應辦學的實際成績重新檢視法科研究所的補助金,日本文部科學省(以下簡稱文科省)於2014年9月19日,以往年的司法考試合格率為基礎,將法科研究所分為五個區段發表排名。排名最後段的7個學校,若未能併入前段學校,則減半2015年度的補助金,2016年度不補助。

・排名倒數7校補助減半
除了停止招生等22校不列入計算,以全國52校為對象,綜觀司法考試中「累積合格率達全國平均以上得12點」、「連續3年未達全國平均半數者0點」等等合格率、最新招生率等五個指標,量化為分數並進行排名。排名第一區段的研究所可獲得往年補助金的九成、第二區段可獲得八成的補助金作為最終補助金額的計算基礎。但如果因應評鑑而進行「提早畢業、跳級入學等優秀研究者養成計畫」、「選擇企業或地方政府合作支援就業」等等補強其不足之處,則可能增加補助金額。9月底前提案,專家學者組成的審查委員會預計在年內作出評鑑結果。

文科省於去年11月決定集中分配補助金,目標在於希望辦學成績不佳的學校能合併以及提升教育品質。今年的司法考試中,法科研究所畢業生的合格率為21.19%,未具備法科研究所學歷但通過資格考的合格者在司法考試中的合格率則為66.80%,落差非常明顯(譯者註:在日本,必須具備法科研究所學歷或通過司法考試資格考方才具備司法考試的報考資格,以獲得資格後的五年為限)。全國有4個學校的合格者為0,未達全體平均合格率(22.58%)一半,也就是未達11.29%合格率的學校也高達35所。(片山健志)

・「停止招生」法務省官員樂見其成。
「決定停止招生的學校會日漸增多吧!」某位法務省的官員對於排名補助政策會使得辦學成績不佳的學校「退場」這件事情樂觀其成。「法科研究所的功能在於培養法律人,如果學生無法通過司法考試,退場也是理所當然。」

排名以過去三年內司法考試的合格率為基礎 ,一橋大學的合格率79.5%最高,有15校超過五成,但也有16所學校的合格率未達二成。該官員提到:「由於師資人才缺乏,教學環境不足,但法科研究所卻多達74校正是浮濫過多的證據」。明年夏季之前,日本政府的法曹養成制度改革推進會議將統整今後法科研究所和司法考試資格考等制度未來應有的發展方向,辦學成績不佳的法科研究所,其畢業生將不授與司法考試報考資格等等法律措施也在檢討的範圍之內。

・懸崖邊的後段學校合作求生
「必須指導學生到讀破六法全書的地步」
在文科省9月19日公佈的五區段排名中,東京的明治大學位於倒數第二個區段,補助金將大砍四成。在這一天的法科研究所例行會議中,教員們顯現出危機感,法科研究所所長河內隆史在嘆息聲中透露:「現在正是在懸崖邊的生死存亡之際,最好的對策是增加司法考試的合格率」。今年春天的入學報到率僅有29%也有影響,多數重榜者都選擇其他法科研究所就讀,而今年司法考試合格率則為17.3%,比全國平均還少四個百分點。河內所長提到「秉持著採用非法律系畢業生以達到「多樣化的法曹」的理念,對於司法考試沒有直接相關的科目也開班授課,但是不是應該不要過度拘泥於自身的理念,而重視合格率成績嗎?」

九州大學雖然位於前段的第二區段 ,法科研究所長田淵浩二冷靜地提到:「(排名)並未直接反應出學校現在的教育能力」。該校依照司法改革的目的追求多樣化的人才,當初並未設置專門接受法律系畢業生的研究所課程,因此在合格率上與前段學校產生落差。從九州大學法學部畢業進入該校法學研究所的男性(23歲)表示:「對於出人頭地有強烈慾望的人都志在東京,好老師也都聚集在東京。」該校研究所畢業生(24歲)也冷冷地說:「法科研究所的制度一開始就失敗了,(排名)本來就是推動退場的機制。」

前段班中大都市圈內的大學令人矚目,但地方大學也相當「善戰」。在第三區段的琉球大學(沖縄縣西原町),作為沖繩縣內唯一的法科研究所,高舉「強化地域連結」 的方針。邀請沖繩律師會的年輕律師參與授課,提供考生實際的應試建議。當地的沖繩銀行導入特殊制度,每年秋季雇用畢業生,使其集中準備應試,五月司法考試結束後再開始工作。今年的合格者三人都是獲得沖繩銀行獲得雇用的琉球大學法科研究所畢業生。負責人提到:「在地方國立大學的苦戰之中,我們還是相當善戰。但也說:「要培養出一定的合格者還是很辛苦,激烈的競爭暫時還是會持續下去。」

  排名2~4區段的大學,如果和其他大學合作或合併也能增加點數。同志社大學(京都市)正在考慮和京都大學合作,明年度開始課程相互支援,目標是提高授課品質。司法研究科長占部裕典認為:「中小規模的學校人數少,因此司法考試合格率變動大,能否長期、客觀地評鑑仍有疑問。」
排名最後段的駒澤大學(東京都),2014年的合格率為4.3%,三年連續未達10%。法曹養成研究科長對馬直紀說:「不僅是合格率,希望教育養成的過程也能列入評鑑項目。」

・司法考試的改革
熟悉法曹養成制度的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棚瀨孝雄律師(現代司法論)認為:如果規模太小並且合格率低下,表示研究所的教育已無法進行,應該要重新檢視政府的支援。但是最初的理念是希望培育出能深入暸解社會的法律人,這與現今尚存的資格考等等考試主義的制度之間,兩者分歧實在太過巨大。我想必須進行改革,讓深入思考社會問題的法科研究所中才能學習到的東西,能夠反映到司法考試的評價之中。

・為重新計算補助金而排名為五個區段的法科研究所一覧
基礎額/加算率/學校數(學校名稱皆為日語原文)

90%/+5~20%/13校
北海道、東北、筑波、東京、一橋、名古屋、京都、大阪(以上国立)
学習院、慶応、上智、中央、早稲田(以上私立)

80%/+5~50%/7校
千葉、横浜国立、神戸、九州(以上国立)
成蹊、創価、愛知(以上私立)

70%/+5~50%/5校
岡山、琉球(以上国立)
立教、同志社、甲南(以上私立)

60%/+5~50%/20校
金沢、静岡、広島、熊本(以上国立)
青山学院、東洋、日本、法政、明治、神奈川、山梨学院、中京、南山、名城、立命館、関西、近畿、関西学院、西南学院、福岡(以上私立)

50%/+50~60%/7校
北海学園、国学院、駒沢、専修、桐蔭横浜、愛知学院、京都産業(以上私立)

(已停止招生的7校、表示2015年度停止招生的13校、以及未接受國家補助金的2所公立學校皆除外)

譯註:本文所稱法科研究所,日文原文為法科大学院,並非台灣傳統所設之法律研究所,而是日本於司法制度改革中,參考美國Law School制度所設立之法學教育單位。原則上,僅有法科研究所之畢業生才能獲得參加司法考試之應考資格。

資料來源:http://www.asahi.com/articles/DA3S11359511.html
圖片來源:http://www.hit-u.ac.jp/home/images/promotion/promotion03.jpg

2014年12月4日 星期四

監所醫師不足的情況為歷來最嚴重


依日本法務省指出,由於與一般醫院待遇上的差距、無法充分累積自身的醫療經驗、難以與患者建立信賴關係等原因,自2004年開始,刑務所及少年院等全國各矯正設施的常駐醫師出現陸續辭職的現象,2011年開始醫師人數更是急遽的減少。截至NHK電視台於10月1日的採訪時點為止,目前日本矯正設施的常駐醫師定額327員、不足額76員,不足額的情形近四分之一,為歷年來最惡劣的狀況。

其中,位於日本最北端的監獄--網走監獄,態勢尤其嚴重。目前該監獄收容超過1000位受刑人,但卻無常駐醫師。事實上,自從唯一一位醫師於2010年(平成22年)退休至今,在連一般醫院都鬧醫師荒的北海道北部,要找到繼任者可說是相當困難。目前該所的作法是與地方醫師合作,以非常駐的方式由外部醫師輪班提供診療服務。然而,診察時間僅以每日1小時為限。2013年1月,網走監獄發生了約200名受刑人集體感染流行性感冒,同時期並有兩人死於肺炎。

網走監獄的例子也說明了常駐醫師欠缺或不足時所引發的問題。

首先是監所將因此失去收容的條件。依法務省所提供的資料,截至10月1日,日本全國有112人不得不在自宅或醫院中等待執行。原因就在於這些受刑人患有腎臟病而必須接受洗腎。在日本全國的監獄中,雖然有9所配有血液透析機,但能操作機器的人員卻是相當有限。其中,東京八王子病監在醫師欠員6人的情況下,並無法新收患有腎臟病的受刑人。另外,沒有血液透析機的監獄則是必須將這類受刑人戒護至外部醫院就醫,以現有人力來說可說是相當吃緊。--因此,出現了這種就算法院判決確定,也無法送至監獄執行的現象。

其次,由於常駐醫師不足,不得不依賴外部醫療機構予以因應的結果,就是醫療費用的增加。平成25年度(2013年),受刑人所花費的醫療費用超過了58億日圓,與10年前相比增加了將近兩倍。除了受刑人高齡化的因素之外,醫師不足更是增加的主因之一。

對於目前的態勢,由法務省邀集相關人士召開檢討會所匯集而成的報告書中,首次出現「矯治設施的醫療狀況,無疑正處於『崩壞.存亡』危機當中」的字句。為了解決當前的危機,報告書中提出了提高常駐醫師待遇至與一般醫院相同水準的建言。此外,認可矯治設施的常駐醫師到外部醫院「兼職」、延長常駐醫師的退休年限等制度性的修正,都被認為是必要採取的對應措施。

如何確保改善醫師待遇所需要的財源,以及如何整備提高醫師工作意願的環境,將是今後法務省在解決監所常駐醫師嚴重不足問題上的關鍵。

資料來源:http://www3.nhk.or.jp/news/web_tokushu/2014_1105.html
圖片來源:http://www.asahi.com/articles/photo/AS201312190010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