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en-Shuo Hsu
編按:三月學運後，台灣學運領袖訪日計劃所造成的風波，重新喚起了台灣社運界長久以來該如何與日本進行交流的討論，到底在日本政治意識形態脈絡下，該如何區分左翼與右翼?他們各自的主張是什麼?以及台灣社運界、特別是三月學運後的新公民運動者，該如何與日本社會進行對話?本篇將為您全文刊登島弧編輯許仁碩的精闢論述，帶您解開日本的左右翼之謎。
(PS.本文精簡版亦同步刊載於想想論壇: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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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月社運成員訪日風波，看台日社運交流問題
前言
若說311震災捐款是讓一般的日本人第一次意識到台灣這塊土地的存在，今年三月以降的一連串行動，則是讓日本各界意識到台灣公民力量的存在。因此而對台灣開始有興趣的日本各色團體實不在少數，他們各自主張些什麼，對於他們伸出的友誼之手，應如何應對，實在是日後交流必須面對的課題。因此，以下將分別簡介日本左右翼之脈絡，並討論應如何與之互動。
三月社運成員訪日風波
在七月初，媒體報導了三月社運成員林飛帆、黃國昌等要前往日本訪問的消息，然而，黃國昌在臉書上回應道，他不克前往，但希望交流圓滿成功。林飛帆稍晚也在臉書上發文澄清，表示確實有數次獲邀前往日本，但因正值立院臨時會不克前往。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參訪聲援三月社運的日本團體，並拜訪60年代反安保占領國會的運動者交流經驗。
事件看來只是烏龍一場，但在了解日本政治與社運脈絡的人看來，這場烏龍卻暴露出了部份台灣社運界對日本左右翼版圖與主張的不了解，在這樣的缺乏了解下，未來可能會讓雙方都大失所望，甚至失去與真正價值相近者結盟的機會。
事實上，訪問的消息一出，雖然許多台灣朋友是樂觀其成，紛紛轉錄。但卻在較理解日本政經情勢的台灣留日學生間，與較關心臺灣的日本社運人士間掀起一陣風暴。原因就出在發佈消息的兩個接待單位，「早稻田大學國史研究會」是校內的極右翼社團，「日本會議」更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右翼政團。日本正值反核、反秘密保護法與反集體自衛權等公民運動復甦之際，臺灣知名社運參與者接受右翼勢力邀請來訪，等於是煽了聲援臺灣社運界的許多日本社運朋友一個重重的巴掌。失望之餘，甚至有日本朋友解讀為號稱左獨路線的三月社運，實際上仍是強調國族主義，忽略社會公義的右翼老路。
在我看來，受邀的成員應非故意，而是在不知邀訪團體背景下，基於回報日人友誼心態而做出善意回應，要說是就此對日本眼下的社會議題表態，應是過度解讀了。然而，黃國昌與林飛帆的回應其實凸顯出了兩個問題，第一是對立場與運動中民主人權主張扞格的日本右翼缺乏理解，過度依賴舊有的交流路徑，因此對交流仍「樂觀其成」。第二則是就如林飛帆在聲明中所提到的，對日本當今的社運發展缺乏了解，因此即便有心與理念相近者交流，提得出來的具體對象仍是60年代的安保鬥爭。
日本右翼的主張與運動路線
左與右只是大略的劃分，實際的主張與運動路線，便須從各國具體脈絡進行介紹。要了解邀請臺灣社運人士的這些右翼團體究竟做了些什麼，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大的反彈，便需從日本右翼的主張，以及近年來的活動談起。
雖然說尚有光譜上與親美/反美等立場上的不同，但日本右翼主要的主張大致有以下幾項：
1.尊崇天皇制與日本的優越性。
2.廢除非戰的和平憲法。
3.否認戰爭與殖民責任。
4.排斥外國移民。
5.堅持傳統價值，反對性別平等、族群平等等改革主張。
6.支持自由貿易、資本主義。
支持這些主張的組織當中，影響力最大的就是本次作東邀請黃、林等人的「日本會議」。日本會議成立於1997年，是集結了保守派文化界、宗教界、舊日本軍系(指二戰前的日本軍隊)而成的右翼組織。其針對地方與中央政界，分別設有地方議員聯盟與國會議員懇談會。根據媒體報導，截至今年其地方議員聯盟已有1600名議員，而目前執政的安倍內閣，19名閣員中包括正副首相本人在內有13名閣員是其會員。
在右翼的運動路線方面，首先在近來安倍內閣的一連串國防與外交政策上，從制定秘密保護法，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到解禁集體自衛權，乃至於已經有人喊出來的修憲，都在強化國家權力，並且削弱日本和平憲法的約束力。雖然安倍表面上仍表示是要堅守和平立場，但在日本右翼的主張當中，日本在二戰其實沒有做錯事情，沒有理由自虐地採取非戰立場，修憲的目的，就是要盡早恢復為有能力進行戰爭的「正常國家」。
而在歷史問題方面，較為台灣人所知的應是「參拜靖國神社」的表態。但除此之外，日本右翼更著力於教育改革上的角力。日本教師工會(日教組)歷史悠久，左翼立場堅定，主張反省戰爭與殖民責任，施行民主教育，一直被右翼視為眼中釘。近年來日本政府先是要求學校必須要對國旗敬禮與唱國歌，提倡愛國教育，進而推動了教育基本法與教科書的修訂，希望推翻既有的歷史教育，否定戰爭與殖民的責任，養成忠君愛國的青少年。
上述對教育的著力，雖然尚未造成教育現場全面性的立場逆轉，但如漫畫家小林善紀「戰爭論」等右翼史觀著作，已經對輿論造成一定影響。雖然自民黨的經濟政策，擴大了非典型就業與青年貧窮現象。有個流行的比喻是：以往日本勞工被稱為「社畜」，工作辛苦但一輩子生活無虞；但現在的日本勞工則是「燃料」，多為派遣或約聘的年青人們，被公司搾乾勞動力後，就解約丟棄；「黑心企業」一詞，甚至登上了年度流行語。但不滿的年輕人們，比起反對政府偏袒資本家的政策，有更多人相信政府的說詞，將自己的未來寄託在日本在軍事上成為「強國」上，並將怒氣指向外國移民與人權團體妨礙日本的強盛。或者將對體制的反感，投射於與教育體制相反的右翼史觀，歌頌「大東亞戰爭」(相對於「太平洋戰爭」，右翼對二戰的稱呼)的偉大。
具體來說，在今年的東京都知事選舉中，出身軍系的極右派候選人田母神，雖未當選卻囊括了24%的20~30歲年輕選票。在以年輕人占多數的網路世界，開始有「網路右翼」勢力的興起，大肆攻擊反戰、反核等左翼言論。此外動輒在遊行對移民喊出：「發動大屠殺！」、開車衝撞反戰遊行的日本激進派排外組織「反對在日外國人特權之會」(在特會)，其遊行行列中也時常可見年輕人的身影。這些徵兆，在在都顯示出右翼的軍國與排外主義對年輕人的吸引力。
在對於主要的社會議題立場上，日本右翼擁核，支持自由貿易，歧視女性、性少數、原住民、移民，反對工會......，不僅是站在日本左翼的對立面，也應是站在所有持左翼立場的臺灣運動者的對立面。那麼，姑且先不論台灣這邊的回應，最初日本右翼對三月社運成員伸出橄欖枝的理由何在呢？
「親日」、歷史修正主義與反中/反共同盟
近年在日本右翼主張的強硬領土、軍事政策，以及否定殖民與戰爭責任的主張之下，與日本有領土與歷史糾葛的俄國、南韓與中國，在外交關係上都甚為低迷。然而，即便一樣有釣魚台的領土問題，台灣卻被稱為「亞洲唯一親日國」。對此，日本右翼的主張是，因為日本殖民的善治讓台灣人感恩甚深，因此台灣人才如此親日，足證殖民有功無過，歷史修正主義有理。甚至有作家主張，台韓能有今日的發展，全數是拜日本殖民建設所賜。我在日本演講殖民時期台灣社運史，提到日本製糖會社的剝削與二林事件時，就有在特會人士高聲反駁：「台灣農民當時怎麼可能被剝削？被剝削的話你們怎麼可能這麼親日！」
台灣人確實普遍對日本有好感，但台灣人的日本情結，因世代、族群等不同因素而各有不同，實難用「親日」一詞全然概括，在此先不細究。我認為，台灣的日本研究與台灣史研究，因政治因素在戰後經歷了相當長時間的空白，因此反而導致了一般大眾除了國民黨的政治宣傳之外，其實對於日本殖民時期並不了解。因此，無論是源自於對戰後以降國民黨的暴政與宣傳的反感，或者是近年對中國民族主義者以「皇民」、「倭奴」等詞，攻擊台文與台史界殖民書寫的反擊，若了解的不夠透徹，都有可能不小心擺向另一個極端，落入對日本殖民的肯定論，進而被日本右翼引為否定戰爭與殖民責任的論據。
這樣對於歷史認知的親和性，也扣連著對於國際政治情勢的判斷。右翼在國際政治上主張的反中/反共路線，歷史上反的是中國對二戰的道德非難，國際政治上則是要抑制中國的擴張，而具體作法則延續著對二戰的評價，亦即必須重新建立一個「正常國家」，唯有能進行戰爭的日本，才是對世界和平(昔：解放亞洲/今：抑制中國)有所貢獻的。而當前台灣獨立運動的主要反對者之一，也一樣是中國政府。因此基於對親日前殖民地人民的親近感，以及同以中國政府作為敵手，日本右翼長期以來的親台(獨)路線便應運而生了。而作為在國際上勢單力孤的台獨勢力，面對日本右翼的聲援，無論是否理解或贊同右翼的全盤主張，與財大勢大的日本右翼組「反中/反共同盟」，現實上確實是相當具誘惑力的選項。因此在今年日本以閣議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時，比起對日本重新走向軍國主義的憂慮，更有許多人期待「武力強大的日本」來壓制中國，協助台灣獨立。
但是，除了考量上述右翼的拉力外，恐怕日本左翼的推力，也必須納入考量。以下將改從日本左翼發展脈絡的角度，探討部分台灣社運與日本左翼，究竟為何同樣高舉左翼旗幟，但彼此之間又如此陌生。
日本左翼的主張與運動路線
比起日本右翼，日本左翼團體間的主張歧異性恐怕更大，甚至於分裂到最後，日本左翼主張派別之多，往往已經連身在運動中的人都搞不清楚了，更何況尚有反核、性別、社福等多種議題領域。不過若對照前述右翼主要主張，左翼一般則持對反的見解：
1.尊崇天皇制與日本的優越性。反對天皇制與民族主義。
2.廢除非戰的和平憲法。支持非戰的和平憲法。
3.否認戰爭與殖民責任。反省戰爭與殖民責任。
4.排斥外國移民。強調跨國公民間的交流與聯繫。
5.堅持傳統價值，反對性別平等、族群平等等改革主張。堅持民主價值，推動性別、族群平等等改革。
6.支持自由貿易、資本主義。反對自由貿易，支持(各種版本的)社會主義。
除了主張上的分歧之外，左翼組織上的分歧也更是讓人不易掌握全貌，在此只能進行很粗略的介紹。日本從明治維新之始，就有要求普選的自由民權運動，以及勞工、農民的抗爭，從中誕生了日本左翼。在戰後，首先是戰前被日本政府打壓的日本共產黨等左翼，因為美軍的占領而得到了解放。但伴隨著亞洲情勢的演變，美國選擇了與日本的舊右翼勢力合作反共，反過來壓制左派，一度被放逐的戰前軍國勢力，又再次回到日本的權力核心。
針對右翼所主導的美日同盟，與之對抗的就是許多台灣社運者雖未必了解，但琅琅上口的六零年代安保鬥爭。當時日本共產黨由於決議改走議會路線，加上史達林過世後，1956年蘇共的報告曝光了史達林的惡行，間接引發了匈牙利的群眾運動與蘇聯的鎮壓，使得原先受日共指揮的學生們對日共與蘇共的信用破產，決定另起爐灶，誕生了所謂「新左翼」。
新左翼的學生們與公民團體、工會、農民團體等，在60年代歷經了反安保、反越戰、反學費調漲、反成田機場建設等大規模的抗爭。但其後的發展，並不如部分台灣運動者所嚮往地如此羅曼蒂克。在經歷了組織間的數次分裂後，一部分的成員走向了武力路線，以(不同派別的)「赤軍」而廣為人知，但是，挾持人質、劫機、爆破、內部處刑等武裝行動，加上不同新左翼團體間的械鬥內鬨，反而讓新左翼失去了一般民眾的支持，許多團體放棄說服群眾，走向封閉的(半)地下組織，也讓政府取得了以取締「過激派」之名，長期壓制與汙名化社會運動的理由。
進入八零年代，隨著鐵路民營化，支持著左翼政黨社會黨的國鐵工會解體，左翼在政壇也失去了足以跟右翼自民黨抗衡的組織力量。當然，傳統的反戰和平運動、工會、日本共產黨等仍存續，受過60年代洗禮的人們，也有許多人仍在各個議題中努力，公害、環境、反核、性別、消費者等各領域的運動也並未修止。只是由於其階級色彩較淡，多半被稱為市民(公民)運動，所採用的手段也較偏好訴訟的法律動員，較少採取街頭路線。
親中左翼傳統與其影響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理解，日本的左翼組織當中，無論是基於共產主義同盟的意識形態，或是反美反安保的運動訴求，在民主化前的台灣，作為右翼法西斯政權的國民黨執政，以及左翼組織與思想被壓制之地，是不可能在此尋找結盟對象的。其在國際串連上尋找的結盟對象，先是蘇聯而後是中國，台灣作為美國的馬前卒，是敵人而非盟友。而對於戰爭與殖民責任的反省，隨著台灣與日本的外交關係斷絕，強調一個中國政策，這方面的主要心力都放在與中韓的交流上頭，台灣乃是作為面對中國時需要反省的其中一個議題，而非獨立的交流對象。至於台獨主張，若非著眼於其民族主義色彩劃定為右翼，就是認為台獨是強化冷戰下的分斷體制，類比兩韓，認為應統一方能擺脫美國控制。
雖然台灣在民主化之後，也發生了政黨輪替，並開展了各領域的社會運動，不再是清一色的國民黨天下；另一方面，中國也歷經了鉅變，一方面擁抱了資本主義與世界市場，中國共產黨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的溫床；另一方面對內維穩對外擴張的路線，則是大有日本戰前的軍國主義之風。但是，無視於目前兩岸的局勢變化，固守教條親中路線的左翼團體仍是不少，因此即便有與台灣交流，交流對象多是選擇同樣高舉反美反帝的左統運動組織，或者是侷限於慰安婦議題、反核等特定領域。連對國共間所進行的奠基於資本權貴集團的右統，基於反美與反戰立場支持「和平」統一者也不在少數。而日本各領域的社會運動，許多團體或多或少都與左翼有或曾有過連繫甚至從屬關係，因此也受到相關方針的影響或是拘束，進而忽略或排除了與台灣社運的交流。
就具體的經驗而言，曾有位留學生參與了當地的青年勞動NGO要求提高基本工資的行動，相談甚歡，但當他提出希望能促成該NGO與台灣工運交流時，對方卻回覆他說，雖然他自己非常希望跟台灣交流，但提案之後，由於該NGO的上級組織仍堅守親中路線，因此無法與右翼親美的台灣社運有任何往來。我也曾在演講中遇過左翼人士，抱持著台灣目前尚有美軍基地，且國軍與美軍一同參與了在世界各地的「侵略戰爭」這樣的誤解。甚至有另一位朋友在網路上提到支持台獨，就被某日本左翼人士批評：「趕快悔改加入中國統一聯盟、夏潮與勞動黨吧！統一是必然的，到時世界上誰也不會同情被殺的『台毒』派。」
延續冷戰時期的認知，將右翼的國民黨與台灣公民社會混為一談、並無視中國共產黨的言行不一以及對中國人民的壓迫，這樣的「頑固性」雖然因人、因組織而異，但在上下階級僵固的日本，老一輩的堅持仍能影響整個組織網絡。而台灣部分獨派與日本右翼的合流(例如參加靖國神社參拜、支持集體自衛權)，以及對國際議題的右傾(例如在以巴議題中傾慕以色列的「鐵腕」建國。)對日本左翼而言又更坐實了「台灣獨派/非統派社運都是右翼親美法西斯」的指控。這些都確實造成了台日社運間，開展更廣泛交流時的障礙。
機會之窗：311震災後抗爭與三月國會占領
縱有前述的種種歷史因素，但局勢並非一成不變，我認為日本的311震災後抗爭，與台灣的三月國會占領，打開了一面交流的機會之窗，文章一開頭提到的邀訪風波，正是從這扇窗吹進來的新風之一。
首先是日本閉塞的街頭運動，在311震災後發生了改變，311後由於福島的嚴重事故與政府的處理失當，民眾的不滿到達頂點，爆發了反核抗爭。311後的反核抗爭打破了「上街頭=過激派」的刻板印象，除了街頭老將之外，更有遠多於以往的運動素人加入。一時之間，日本全國的抗爭如燎原之火興起，此後更有許多新血挹注到反戰、青年勞動、性別等各個社運領域之中。隨著自民黨政權的復歸，重啟核電與走向親資本家與強化國家權力之路，有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願意站到街頭上對政府說NO。但另一方面，為了與興起的左翼社運力量對抗，掌握政界的右翼，在街頭上發動的愛國、排外運動也是動作頻繁，立場不同的運動彼此叫陣，漸漸成為日本街頭上可見的風景。
311震災的另一個影響，就是台灣的鉅額捐款，震驚了日本人。為了配合一個中國的外交政策，以及與中國間的媒體協定，在日本的教育體系與主流媒體上，戰後的台灣向來是被完全抹滅了。即便曾來台旅遊的人不少，但對於台灣作為觀光地以外的面向，大多數日本人是一無所知。311震災後這樣的情勢開始改變，因此在今年三月台灣發生國會占領時，便得到了日本媒體前所未有的報導篇幅，這同時也觸動了日本不分左右翼對台灣社運力量的注目。
三月反服貿國會占領，有幾個觸動日本社運界之處：首先是「占領國會」的行動，令日本人聯想起了反安保年代的國會包圍與衝入的往事，甚至羨慕起台灣擁有當前日本反核、反集體自衛權等運動所不及的組織實力。此外，反服貿包括了「反統一」與「反自由貿易」的兩重內涵，讓左右翼都找到了與此一運動的價值聯結。右翼認為這是強化聯台反中戰略的一環，因而迅速地展開邀訪串聯工作。在左翼方面，對WTO、TPP等貿易自由化的批評，也向來是日本左翼的重點工作。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反統一」的立場方面，固然傳統上與台灣左統結盟的日本左翼，接受盟友的定調，將此一運動定位為「台獨右翼法西斯民族主義運動」的團體仍不少。但前面提到有大量新血湧入的結果之一，就是傳統左翼親中理念的影響力被稀釋了。有許多新生的社運組織，其一方面在組織上並不靠向特定傳統的左翼派系，另外在對兩岸問題的看法方面，他們也對中國共產黨不抱期望，因此能夠較能接受本次運動的「反統一」並非「反中國人」，而是台灣人珍惜民主人權，不希望受中國威權政權統治的主張。
不只是311後的新血，其實就連老牌的左翼團體中青世代成員，其思想也未必與上一世代一致。前面提到的青年勞動NGO成員即是一例，此外一位身兼運動者跟學者身分的中生代日本共產黨員，日前也對我談了他對台灣社運的「重新發現」：「因為三月的國會占領，最近我開始了解台灣的社運，才赫然發現，我們一直都自命日本在民主政治與左翼思想方面都比台灣更先進，但其實是因為我們不了解台灣。在1980年代開始，台灣人就在街頭上爭取自己的民主，可是與此同時，日本卻一直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我們日本左翼不能覺得自己願意對二戰罪行道歉就夠進步了，必須確實地跟週邊諸國的社運一起行動起來才行。」
311震災讓日本的街頭走向復甦，各個領域的社會運動湧入新血，現在有許多運動者們，或許因上一代的影響並不了解台灣，但也不再對與台灣的交流設下紅線。而三月國會占領以降的一連串運動，更吸引了日本運動者的目光，這正是彼此之間尋找共通點，開拓跨國交流與串連的機會之窗。
未來：從敵我邏輯到理念交流
最後，回到作為本文題目的台日社運交流，對於立場各異的兩國社會運動，這篇短文無法也無意涵蓋了所有領域的脈絡，當然也不可能在此指示出特定團體「正確」的交流途徑。但是，透過對日本左右翼的粗略介紹、雙方與台灣社運往來的歷史脈絡、以及近年來的新發展，希望能讓台日社運界往來時，除了「反中/反美」選邊站，「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邏輯之外，能有更多的理念層次的交流，思考彼此為何而戰的理由是否相投，而當決定犧牲某些理念站在某一方時，又是否會成為更大的壓迫幫兇。或許有人會說，國際政治就是實力壓倒一切，在現實考量面前，一些「次要」的堅持應先放下。不過我認為，社會運動作為雞蛋的一方，若失去了信念，只為了求取強者的幫助，而無視其他破碎的雞蛋，那麼我們終究與高牆沒有什麼分別。如果我們因為相信不義終會倒下而奮鬥，那麼即便正義正值無力之際，也應不離不棄。
當然，以理念為交流導向，固然能從兩國的高教商品化、青年貧困、勞動議題、性別平等、自由貿易等各種議題領域，發掘出更多能夠對話的起點。但在雙方放下刻板印象，開始互相了解後，或許才是考驗的開始。例如在理解了日本右翼在性別、原住民族、言論自由等領域的保守立場，以及以宣傳台灣親日為自己的史觀背書後，對台獨主張者而言，若是自認同時持左翼立場，是否要無視這些價值扞格，以繼續爭取日本右翼對台獨運動的支持？反服貿運動者當中，若有主張反統一不反自由貿易，甚至認為應親美制中，進而支持TPP者，在遭遇日本反TPP的農運人士時，又該如何對話？而從日本左翼的反美反戰觀，又是否真能回應台灣面對中國武力與經濟統一時，若不倚仗日美軍事經濟同盟，該如何自保的現實問題？主張和平統一，反美反帝的左統運動者，又準備好面對年輕日本左翼，基於左翼思想對中國政府的疑慮與批判了嗎？
兩國之間若能平等的交流，所帶來的磨擦與火花，都將考驗彼此理念的一貫性與正確性。但比起期待從「先進國」經驗中尋找標準答案，我倒認為從理念與實務的交流中，觀照自身的主張與行動，進而發掘出更多交流前所未能發現的矛盾與疑問，或許才是國際交流的真正珍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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