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歲的日本建築師、同時也是普利茲克獎得主的槙文彦，對於即將動工的2020年東京奧運主場館－新國立競技場提案，提出「量體過於巨大」等多項質疑。槙氏指出，現階段的提案存在著景觀、安全性、造價成本等諸多面向問題。他要求營運單位向全體國民公佈詳細情報且加以說明，並期望能藉此喚起社會大眾的廣泛討論。
槙氏於「日本建築家協會JIA雜誌」295號發表特稿「由明治神宮外苑之歷史文脈省思新國立競技場提案」一文（文末附有全文連結），引起日本建築界的軒然大波，包含伊東豐雄、隈研吾等名建築師在內，34位建築師因此發起請願活動，並於本月11日舉行研討會，對此議題展開多方面的討論。（文末附有當日USTREAM影片連結）
◆ 新・國立競技場競圖案
預計於2014年7月封館並拆除的舊國立競技場（国立霞ヶ丘陸上国立競技場）建於1958年，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是日本國家足球隊的主場，每年1月1日的天皇盃以及11月的日本聯賽盃皆在此舉行。更於1964年作為東京奧運的主要比賽場地，彰顯出其重要性。如今，歷經半世紀的建築體，早已出現諸多腐朽老化現象，有鑒於此，文部科學省特別成立委員會，推動新國立競技場的興建案。
2012年11月30日，新國立競技場國際競圖審查委員會由來自世界各地的46件提案中，篩選出晉級最終審查的11件優秀作品。由於流線型可動式屋頂等，既前衛又大膽的設計提案，受到包含審查委員長安藤忠雄在內的各委員青睞，最終由伊拉克出身的英國女建築師札哈・哈迪贏得建案。
◆ 都市景觀的省思
然而，東京體育館(緊鄰於國立競技場旁)的設計師，建築家槙文彦對於札哈的提案提出眾多疑慮。槙氏表示，他對於札哈提案的第一印象為「撇開美醜與個人好惡不談，我首先注意到的是那過於巨大的尺度」。槙氏以自身的東京體育館設計案為對照，提出數據與之比較，質疑如此充滿壓迫感的量體設計是否有其必要性。
槙氏表示，因為此建案的指定區域為日本最初的「風致地區（註1）」，所以第一要務在於維護都市景觀與大自然之間的調和。槙氏指著照片以及1931年的地圖說明：「聖德紀念繪畫館以及前往繪畫館的銀杏步道，才是當年的規劃重心，體育設施嚴格上來說只能算是配角。...（中略）繪畫館前方井然有序地並列著四排銀杏樹、噴泉、一直延伸至前庭草坪的軸線配置，最終以繪畫館作為軸線焦點收尾。像這樣西洋風的空間構成，在日本其實非常罕見，可說是近代都市計畫史上的寶貴資產。」槙氏更以示意圖說明新案落成後，繪畫館後方的巨大量體將破壞此區的協調性。「將如此巨大的設施，擺在具有深遠歷史背景的風致地區旁邊，我們必須討論此舉的倫理性。而且，不該僅是對現在的我們、亦或將來的都民做出說明，更該追溯至大政時期的市民。因為當年的神宮內、外苑的營造規劃，充分地反映了當時全體國民、市民以及報紙等言論媒體的意志，而非如今由一群社會菁英單方面獨裁決定。」
◆ 2050年的東京
槙氏表示，「奧運會場是以能容納八萬人來作為設計的基準條件。即便假設此條件合理，以去年的倫敦奧運主會場為例，最後的建築面積為10萬平方公尺，僅為東京案的三分之一，而基地面積卻有東京案的1.5倍大（意即倫敦主場之建築本體比較小，卻擁有比東京遼闊而充裕的腹地）。另者，八萬席當中有六成是暫時席位，這些席位將在奧運結束之後縮減使用。再者，也無法看出競圖案所提出的29萬平方公尺的建築面積，究竟有何根據。而此一面積其實是倫敦、雅典以及雪梨奧運的約莫三倍。然而，基地面積不夠充裕，會導致需要建設龐大的地下停車場，在相關單位的構想裡，設施中還包括了商家店面、博物館以及圖書館，卻沒有明確說明，為什麼奧運主會場需要設置這些多餘的機能。...（中略）如此大規模的複合設施，必然消耗龐大的營運、維護能量以及相關人事費用，這些費用將來都會直接影響到都民繳納的稅金，相關單位應該向市民說明，市場收支是否能有打平的可能性。換句話說，最適合拿來作為短短17天的奧運祭典場地的建築體，以長遠的角度來看，並不見得會是未來50年內東京都民的理想設施。」
槙氏進一步說明，「我想如今最廣為人知的，是那張由空中鳥瞰的完成示意圖。不過鮮少有人有機會，從高空觀看這個建築物。因此，以人的視角、從周遭環境來觀察，這個可以容納八萬人的水泥建築物究竟是什麼樣貌，才是最重要的議題。競技場最後的宿命，往往不如美術館或歌劇院那樣，可以成為賞心悅目的都市象徵，而是在比賽或活動結束後，就想馬上離開的場所。」
◆ 由歐洲社會思維反思日本公共議題
（以下節錄槙文彦建築師之論稿）
五十四年前，我踏足於雅典的帕那辛納克體育廣場，那是在由葛拉漢財團提供的赴西之旅，途中的某一片刻。這個廣場就位於雅典後方小山丘的T字道路交叉口上，毫無預警映入眼簾的這幅光景，美得令我頓時啞口無言。蔚藍的天空底下，蔓延白色大理石製的觀眾席，溫柔的綠意包襯著廣場的輪廓。我當下想，這絕對夠資格列為世界都市造景的傑作之一。當時拍攝的照片當中，杵立在廣場上的是與我同行的旅伴。我時常拿這張照片來說明：即便是隻身孤影，真正美妙的公共空間還是能夠保持絕對的美麗。不過，這次新國立競技場的競圖結果公佈之後，這張照片挾帶著不同的意義，又再度從我的腦海中被喚醒。
帕那辛納克的歷史相當悠久。紀元前六世紀，帕那辛納克作為運動競技設施而建造，歷經多次的修繕及整備，成功地在1870年以及1896年的奧運中，發揮它原先預定的機能。令我開心的是，竟然能在2004年雅典奧運時，偶然見到它出現在電視螢幕上。我看到的樣貌，無異於半世紀前親眼見到的光景。當然它已不是作為奧運主場館使用，記得沒錯的話，當時進行的好像是射擊項目，在廣場前，穿梭著幾位忙碌的工作人員。
在此我想要特別指出的事情是：在紀元前2世紀修建的這個廣場，當時已經是個能夠容納五萬人的建築設施了。我並不是在讚賞工技之美，一般而言，除了具備宗教機能的設施外，否則昔日的統治者，多半會對於建造能夠集聚五萬人的建築設施，感到有所顧忌。我們最近都見證了在「阿拉伯之春」時，廣場所發揮的功效。所以，在紀元前2世紀建造能容納五萬個觀眾席的競技場，只代表了一件事，那就是當時的施政者，對於市民存在著相當程度的信賴感。意即，市民社會已經成熟到一定程度了。現今所謂的市民社會究竟又是什麼樣子呢？我想藉由介紹我自身的兩個特別經驗來說明。
第一個在是近幾年，我為了諾華製藥公司委託的案件，來到瑞士巴塞爾時所發生的故事。當時在當地蔚為話題的是，原先由札哈・哈迪贏得的音樂廳競圖提案，因為公民投票反對過半而遭到否決。這個設計案和本次的東京案相比，規模相當之小，也沒有任何建物超出基地等疑慮，是個控制得宜的提案。不過在瑞士，關於公共建設的進行，大多會舉行公民投票。這是基於繳納稅金的市民，也有權力對建設提出意見的觀點。我不認為當時的否決，是針對札哈的設計風格。我會這麼說，是因為在數年之前，在蘇黎世湖畔進行了文化建設競圖，贏得競圖的西班牙現代主義建築師拉斐爾・莫內爾的提案，同樣遭到公民投票反對而被否決。
札哈在東京的提案不只被選為最優秀提案，還得到了「讓觀看者充滿了活力」等讚美。對於這個讚美，我想她應該是苦笑以對吧。她是否苦笑以對，我不得而知。不過倘若是我站在相同立場，至少我是一定是苦笑以對。
另外一項關於公民社會的故事，發生在1996年，至今約莫二十年前。當年我受到位於荷蘭北部的一個運河都市－格羅寧根的邀請，設計了一個浮在水上的小型劇場。這艘小船有著鐵氟龍材質的螺旋屋頂，在夏日晴朗時會停靠岸邊，作為市民音樂季、朗讀詩句等的表演舞台使用，受到不少市民的喜愛。不過，這個當初為了趕上夏日音樂季，而匆匆完成的鐵氟龍屋頂有其缺陷，數年後，我從別人口中得知，這個市政府所有的水上劇場即將隱退收山了。又過數年，我在2000年中旬收到了一封陌生人寄給我的信，寄件人是一位格羅寧根的市民。信件的主旨如下：「市政府即將要拆除你設計的水上劇場，但是我們市民非常希望能夠利用這個水上舞台，繼續進行各種活動。在荷蘭，只要設計者不同意，就不能拆除公共設施。我希望你能告訴市政府，你想要保留這項設計」。我非常樂意地如他所說，向市政府寄出了要求保留的信件。然後，就在三年前，當時協助我完成設計的負責人寄了一封信給我，上面寫著「太好了！修復的預算下來了！」。
這件事和上面提到的公民投票，其實是同一枚硬幣的正反面。成熟的市民社會之下，公共建設不論是在建設之時，亦或是拆除之際，都要得到公民的同意。當年的水上劇場，也不過是個預算三千萬日幣的小案子罷了。
帕那辛納克競技場的歷史、巴塞爾的公民投票以及格羅寧根的設計經驗，三件事在乍看之下，不論在時間及空間上都毫無關聯。不過，這些個別的經驗，如今終於得以在我的腦海中，理解成了相互關聯的同一事件。
那麼，日本社會究竟有沒有形成這樣的市民社會呢？江戶時代的德川幕府維持了長達三百年的主權社會，是個鮮少叛亂的太平盛世。這從世界政治史來看，是個罕見的特例。當然在這樣的封建社會中，基本原則是devide & rule，也就是所謂的分割統治。然而，面對作為假想敵而一直存在的藩主大名，幕府創立了參勤交代制度來因應。這是島國地形的日本才得以發展的制度，倘若是幅員廣大的大陸型國家，則不可能產生這樣的系統。日本各地散佈了不少包含寺廟神社在內的名勝，能夠作為百姓聚集的廣場，同時也是平民被允許和武士交流的少數地點。這些名勝周圍再安置吉原（花柳街，即風化區）以及歌舞伎（日本傳統藝能表演），就大致足夠形成一個安定的空間。如此安定的封建制度，一直存續至19世紀中旬，在統治史上無可類比，簡直是空間政治學上不可多得的絕佳環境。日本就在毫無市民社會經驗的情況下，匆促邁進到了近代社會。封建社會當中的武士所構成的「上頭」，現今改由官僚所支配的「上層」取而代之，這是眾所皆知的事實。
因此，本次國際競圖的特色，或許可以說是這種由「上層」部分有識之士製作，並生產出來的機能計劃了吧。競圖要求的機能計劃當中，沒有任何類似前述關於此地深遠的歷史文脈的說明，提供競圖參賽者的只有呆板無奇的官方網站。也正因如此，包含最優秀提案在內，我並不打算批判任何一個本次的競圖案，在面對設計基地時所表現出的態度。對於札哈・哈迪來說，這次的競圖不過是每年在世界各地舉行的眾多競圖中之一（one of them）罷了。這個案子的設計對象，對於她的3D建模操作來說，基地是位在東京的神宮外苑，亦或是奈及利亞的拉哥斯外郊，並無太大的差異。在圖三當中可以看到，提案的設計毫無疑慮地跨越鄰近的JR鐵道線，似乎已經表達出這樣的心態。
不過情況擺回日本人身上，就不能等同視之了。畢竟這當中有各種立場的人參與。
一般來說，舉辦重大公共設施的競圖之前，為了確認機能計劃的妥當性，會由建築專家先試行簡單的設計。例如建物最大高度70公尺等設定，應該就是從試行設計驗證出來的結果。不過，建築面積28萬平方公尺，究竟是根據什麼設定出來的呢？這個數字是前述提到的國立競技場的八倍、東京國際會議場的兩倍大，理應是由許多相關部門所累計出來，最理想機能及規模的數據。但結果是規劃了招待設施、商家店舖、體育相關機能、圖書館及博物館等機能，總計超過4萬8千平方公尺的面積，卻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詳細說明，配置及比例完全交由建築師自行發揮。我個人本身以審查委員或是競圖參賽者的身份，有幸接觸了各式各樣的機能計畫，但是從來沒有碰過這樣的情形，主辦單位等於是背離職守。而參賽者究竟是以怎麼樣的心情，面對這樣的機能計劃呢？我想一定是滿是懷疑、困惑以及心冷吧。
然而直至今日，大眾還是保持著沉默狀態，對於相關事宜一無所知，也無處可求知。要是在瑞士，我想在機能計劃公佈的階段，便早已舉行了公民投票。沒錯，就是針對機能計畫。市民社會當中，一切事物交由市民評斷；不難想像上頭這次也是高舉著「舉辦奧運」的冠冕堂皇大旗，而更深的沉默依舊支配著市民大眾。會議謾舞，但無進展。然而持續到今日仍不絕的，也只有這種「謾舞的會議」。
我希望在可能的範圍內，縮小這個主場館案的規模，也希望未來能以綠意，將主場館隱藏起來。平心而論，擁有巨大的建築物，真的有助於幸福的未來嗎？希望我的文章，能夠為大家帶來重新思考這個問題的契機。
註一：基於1919年制定的都市計畫法，為了維持都市內外的自然美景而創設的制度。在風致地區內對於建築物的建設以及樹木的砍伐都有一定的限制。
資料來源：
1
http://sankei.jp.msn.com/....../art13100911210005-n1.htm2
http://digital.asahi.com/articles/TKY201309230166.html......3
http://www.ustream.tv/recorded/397354494
http://www.jia.or.jp/....../034/0000034/file/bE2fOwgf.pdf5
http://blogos.com/article/72622/圖片來源
http://www.flickr.com/photos/hubertburdamedia/840329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