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外語二三事──德文、法文漸趨式微、中文前景不容樂觀

去年十二月，在日本各大學執教外國語的教授們齊聚京都大學，針對學生學習第二外語的動機以及第二外語教學的意義，進行了一場深度對話。

於該場會議中，首先討論到的是大學生學習第二外語的現況──在現今大學教育體制下，曾經蔚為主流的德文與法文如今已不再強勢。而學習中文的學生人數雖然上升中，但是此波學中文的熱潮能否延續下去，仍舊充滿未知數。除此之外，不再將第二外語列為必修的大學也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人氣衰退的理由「不適合作為投資自己的選項」
參與該場會議的京都大學言語政策學教授西山教行指出，「以往學生選擇第二外語時，多以德文與法文為主，然而這兩種語言對於現在的日本學生而言，很難說是生活上必須的，由於對於未來的職業生涯幫助有限，投資報酬率低，所以選擇的人數減少，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從20世紀初期日本教育制度下的舊制高等學校時代開始，德文就一直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僅是文科學生，理科學生亦泰半認為學習德文是必要且不可或缺的，而這也是長久以來大學生選擇德文課程的主要因素之一。以京都大學為例，即便進入了21世紀，選擇德文作為第二外語的學生數仍維持在每年一千多人左右，是僅次於英文之外最多學生選擇的外語。即便如此，修習德文的比例仍舊日漸下降，在2009學年度修習德文的人數首度跌破1000人，而於隔年度（2010年）甚至被中文（1048人）一舉超越。西山教授更指出，不僅是京大如此，從90年代後半開始，中文已然躍居許多大學第二外語修習人數排行的首位。

■學生對於第二外語的期望：「會派上用場」

雖然日本文部科學省並未就日本國內大學各種外語的總修課人數進行調查，但從其統計有開設各種外語課程的大學數目可以觀察到，除英文之外，有開設中文語言課程的大學數於2003年度首次超越德文，迄今中文仍高居榜首。另外，依據日本德文學會於2012年度進行的全國性調查顯示，修習德文的學生數，僅止於修習中文學生數的三分之二。

針對此一現象，日本大學德文系教授米井巌認為，此乃起因於1991年政府修正了大學設立基準、放寬相關規範的結果，導致必修課未包含第二外語的大學逐年增加，因此修習德文的學生數也就隨之下滑。米井教授指出，「德文的授課教師多半把授課重心放在德國的思想與哲學上；相較之下，有著中國驚人的経濟成長作為後盾、被認為是「經濟語言」的中文，於此嶄露頭角亦不足為奇。從這角度而言，德文完全不是中文的對手」 。

一項於2012年進行、針對修習英文以外的六種第二外語的學生所進行的問卷調查，共計回收了1萬7千份的有效問卷，而後由出席會議的教授對於問卷調查的結果進行分析後發現，學生們對於中文「會派上用場」的期待是最為強烈的。

有趣的是，在學校之外，觀察日本NHK電視頻道外語教學相關教材的銷售數量，可以發現除了英文外，韓文反而在日本是最熱門的語言。中文相關教材在2013年度的最佳銷售月份（同時也是有史以來的最佳月份）賣出了14萬份，相較之下，該月韓語相關教材則是熱賣了24萬份。

另一方面，這股中文學習熱潮卻也逐漸退燒當中。由早稻田大學教育學系所開設的第二外語課程，2007年度學習中文的大一新生高達541人，是法文、德文修課人數的將近一倍。然而時隔二年，2009年度的中文修課人數卻又滑落至低於400人。負責教授中文的早稻田大學教育學系系主任村上公一教授，回憶起當時修課人數的劇烈變動：「受到冷凍毒水餃事件、以及西藏獨立運動相關報導的影響，選擇中文作為第二外語的學生數以非比尋常的速度銳減，當時連我都嚇了一跳。」

■日中關係惡化，修課人數因而減少

雖然隔年度（2010年）修習中文的學生數曾一度回溫至500多人，然而今年度（2013年）仍舊回跌至400餘人的水準。村上教授將此歸因於近來日中關係的惡化，其指出：「選擇中文的學生數，很容易受到日本與中國政經情勢變動的影響。因而放棄中文的學生，許多人轉而選擇西班牙文。」由人數統計亦可觀察到此一趨勢，2013年度該系修習西班牙文的大一新生人數與前年相比增加了四成左右，共計342人，已超越德文與法文的修課人數。

同樣地，在京都大學也可見類似的走勢──2012年度，京都大學修習中文的學生數減少，被德文的學生數趕過，而修習西班牙文的人數則是一路爬升，2013年度選擇西班牙文的大一生人數，是10年前的3.7倍。

京都大學的西山教授在被詢問對此現象的看法時，提出了他的建議：「大學生多半是依照選課當時的心情跟該門語言的實用程度來選擇第二外語的。不過，未來在選擇時，或許可以換個想法，把學習第二外語當作接觸多元文化與人群的一扇窗，就不會太拘泥在特定的選項上了」。


新聞來源：http://digital.asahi.com/articles/DA3S10914086.html?_requesturl=articles%2FDA3S10914086.html&ref=comkiji_txt_end_s_kjid_DA3S10914086
圖片來源：
http://www.carl-duisberg-doitsugo-kouza.com/uploads/pics/tn_34_daf_30.jpg

以真實的樣貌長大成人：日本的LGBT成人式

1月19日在東京都世田谷區，舉行了以LGBT等「性少數」為主的成人式。當日約聚集了170名來自日本各地的性向少數者，他們認可彼此的性向，跨出嶄新的一步。LGBT是由Lesbian、Gay、雙性戀的bi-sexual、以及生理性別與心理性別不一致的Transgender等字彙的第一個字母組成的縮寫。 促成這次成人式的早稻田大學學生社團「Re: Bit」表示：「希望在人生的重大節日裡，性少數真正的樣貌能夠得到祝福」。因為成人的意義也包含了「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人」，因此這次活動並不只限20歲的人參加。

一名來自關東的大學二年級學生朗讀了成人誓詞，並回想了自己的過去，「我曾經以為我永遠不可能表達自己的情感，或是做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這名大學生曾經歷性別認同障礙，雖然生而為女性，但從小學開始就對自己的身體感到不自在，終於在高中時初次獲得了朋友的認同，「建立起與他人之間的隔閡的，正是我自己。為了不再感到遺憾，我決定從此以『僕』(日文中男性的自稱)的身分生活下去」。 成人式中，一名千葉縣的大學二年級生雖然生理上是男性，卻穿著未婚女性所用的深藍色和服。他有些害羞地表示：「看著換上和服時的自己，我覺得很自在。或許是時候慢慢地出櫃了」。

同日，在日本另一端的大阪也首次舉辦了關西地區的LGBT成人式。一般來講，若是參加日本地方自治體所舉辦的成人式，男性通常身著日本傳統服飾「袴」（はかま）或者西裝；女性則普遍以傳統和服居多，對於性別認同少數來講並非能夠自在參加的場合。有鑑於此，東京的大學生於2012年首次舉辦了LGBT的成人式，關西的學生於2013年9月成立執行委員會，並於今年舉辦首場LGBT成人式。

就讀近畿大學二年級的執行委員會代表岩崎陸斗(東大阪市)表明自己為跨性別族群。中學時雖然和一般女性一樣穿裙子，上了高中後開始對自己的身體感到不自在。升上大學之後向母親及朋友出櫃，並改為較像男性的名字，周圍的人也大多能夠理解。現在則持續接受賀爾蒙的治療，他表示「不論其性別，只要是值得尊敬的人我都欣賞」。

協辦這次成人式的支援團體「彩虹Diversity」的代表村木真紀也表示「獨自煩惱且感到孤立的LGBT族群很多，這些同伴可以齊聚一堂，向周圍表態並且被承認，具有相當大的意義」。當天，已向大眾公開同性戀者身分的美國駐大阪、神戶總領事Linehan、公開支持LGBT的大阪市淀川區區長榊正文、以及身為同性戀者的男律師情侶也都到場參加表達支持。


新聞來源：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G1M56T5G1MUTIL00S.html
http://mainichi.jp/select/news/20140118k0000e040241000c.html　
圖片來源：東京Re: Bit LGBT成人式官方網頁：http://lgbtseijinshiki2013.info/index.html

如何守護僅存的「核曝建築」以傳達核爆之恐怖殘虐於後世？

腐朽老化日漸顯著、維護修繕費用居高不下…。有鑒於此，相關單位正針對將位於廣島市巨蛋不遠處的烘焙工坊建物進行研討的對策，甚至不惜將拆除一途納入考量。原子彈投下至今六十八餘年，後人持續摸索著傳承後世的妥善手法。

烘焙工房「廣島安徒生（広島アンデルセン）」位於世界遺產廣島核爆巨蛋東南方五百公尺的鬧區。上月初稲田由美子（上班族，43歲）在建物餐廳內用餐時說道，「提到安徒生就會想到此棟建物，我希望能將這裡的氛圍保留下來」。不少人聽聞拆除也被納入選項中，皆感到心境複雜。

安徒生集團（アンデルセングループ）之前身高木烘焙工房（タカキベーカリー）於1967年買下此棟建築物（原子彈投擲當時為帝國銀行廣島支店）。此建物被登錄為爆炸中心方圓五公里內的受曝建物，僅存的86棟受曝建物當中僅次於原爆巨蛋以及和平紀念公園，為第三接近爆炸中心的建築物。

原先兩層樓的建物經過增建及改建，如今部分為八層樓，作為販售麵包以及餐廳空間所用。集團方以每10～15年為週期補強耐震以及修繕，2002年度的修繕據說光是耐震補強工程就花費將近一億五千萬日元。

去年九月針對下一期修繕工程的計劃小組，不過由企業經營角度來看，公司無法持續投資如此不符成本的修繕經費。集團公關部門透露，「日本東北大地震之後耐震基準預估會一口氣提高，此情形下必須認真思考持續修繕的極限，並研討是否拆除重建才是上策。」

僅存86件受曝建物之中，所有權如同廣島安徒生建築一般為民間所有的共66件，目前由所有者各自維護以及修繕。廣島市於93年設立補助四分之三的保存費用制度，不過若論及修繕費用，所有者的負擔也將相對加重，目前官方補助額達到上限額（三千萬）的案件也只發生過一次。過去19次的實際補助多為神社或是寺廟等木造建築物的補修工程。

廣島市和平推進課的石田芳文課長透露了不得不仰賴民間協力之現狀，並提道「受曝建物的確為核爆共同記憶的媒介財產，不過由官方全額負擔民有建築物的修繕補修費用一事，無法得到市民的理解與認同。」

廣島縣及廣島市所擁有的20件受曝建物當中，也有幾件建物因尚未擬出妥善方案而逐漸腐朽老化。去年3月，廣島市接收由國立大學財務經營中心免費轉讓的舊廣島文理科大學本館（距爆炸中心1.5km），但該建物如今仍然呈現外牆瓷磚脫落、玻璃窗破損的狀態。

■長崎33件核爆建物亦感危機

另一個原子彈爆炸地長崎於93年以來，為了將核爆的慘烈狀況象徵性地傳達於後世，把留有爆風及熱線痕跡的建築物指定為「核爆建築物」。爆炸中心方圓4公里內的33件受曝建物當中，有三分之二為民間所有。

長崎市由於山地居多，無法一律以爆炸中心的直線距離評價受曝程度，便將建物已重要程度分為A~D四等級。A、B等級的核爆建築原則上補助保存費用的四分之三、並以以三千萬為上限，不過制度的實施週期止於兩、三年一次。

距爆炸中心五百公尺處的浦上天主堂至今花費在修繕石牆之費用已達兩千七十萬日元，由信徒組成的評議會顧問 深堀繁美女士（82歲）說道「核爆至今已經過了將近七十年，維護管理的修繕次數只會日漸增多，況且信徒越來越少，這樣下去將面臨管理困境。」

■震災遺跡的處置亦議論紛紛

日本東北大地震時擱淺到岩手縣大槌町民宿上方的觀光船，已經於災後兩個月拆除，為了響應要求復原的意見，町政府官方向各界募集復原費用，不過至今仍難有進展。一度被確定的宮崎縣南三陸町防災對策廳舍之拆除工程，日前亦被迫休止。另外，歷經阪神大地震火災的神戶・長田防火壁的一部份被兵庫縣淡路市保存，並命名為「神戶之壁」。


新聞來源：http://digital.asahi.com/articles/OSK201312130001.html?_requesturl=articles%2FOSK201312130001.html&ref=comkiji_txt_end_s_kjid_OSK201312130001
圖片來源：
http://www3.famille.ne.jp/~kodayo/genbaku/andelsen.htm

日本新年習俗－1月11日「鏡開」

台灣人過年會吃年糕，日本人過年會吃鏡餅（雙圓交疊麻糬），但為什麼1月11號「鏡開」以前不能吃鏡餅呢？

因為新年要迎接年神，鏡餅就是神明的憑藉，所以年神在的期間內是不可以吃掉它的。年神降臨的期間稱作「松之內」（1/1～1/7，關西則到1/15），松之內結束後就可舉行鏡開（一般為11號，15號才結束松之內的地區則在15或20號舉行）。

從前稱作「二十日正月」，也就是20號舉行鏡開。但因為德川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在慶安4年（西元1651年）4月20號過世，為了避免撞上德川將軍的月命日（除了過世的那個月份，其餘11個月份跟死去日期同樣的那天），遂改成11號。原本這個習俗就是武士社會的行事，因此變更日期也可說是適切的措施。

鏡開也代表新年結束，展開這一年工作的意思。武士把收藏甲冑的櫃子打開、商家打開倉庫、農家下田整頓，各行各業都開始了這一年的工作。劍道等武道新年期間開啟道場舉行鏡開儀式（或喝紅豆麻糬湯），也是同樣的習俗。

因為原本是武士家的行事，用刀刃切開鏡餅被連想到切腹，所以禁止用刀具舉行，只可用手撥開，或用槌子敲開。另外「裂開」有不吉祥的意思，所以取有「展開」意涵的鏡「開」作為該儀式的名稱。

吃了年神寄宿過的鏡餅，這一年家族就會獲得年神的力量，可無病消災。藉由供奉、鏡開、食用，鏡餅的意義才能展現出來。


資料來源：
http://allabout.co.jp/gm/gc/220640/
圖片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abccookingstudio?fref=ts

日本貧富差距為何加劇？「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來到過去最大值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查報告，日本國內的所得收入差距達到過去以來的最高點。乍看之下，富裕階層似乎越來越富有，但實際上並不一定如此。

針對所得再分配進行調查的最新報告書（2011年度），於去年10月11日正式發表，依據此份調查報告，反映所得差距的「吉尼係數」呈現過去以來的最大數值，創下歷史新高。吉尼係數數值越大，顯示出所得差距越大。然而，此處所稱的所得，是指尚未經過藉由年金、醫療保險等社會福利進行所得再分配之前的所得數額。

經過社會福利調整後的貧富差距子2005年後逐漸縮減

藉由社會福利措施進行所得再分配後的吉尼係數與過去數值相較之下並未有太大變化，毋寧比上上次的2005年度調查報告所呈現的數值還要再低。換言之，最後實質所得的差距反而在縮小當中，日本國內可說是走向更為平等的狀況。

那麼，為何所得再分配前的差距所擴大呢？這是由於家庭收入未達五十萬日幣的低所得戶比例大幅增加的緣故。根據上一次2008年調查報告，家庭收入未達五十萬日幣的低所得戶比例為23.2%，然而本次發表的最新期2011年調查報告則顯示已擴大至24.9%。低所得者人數正持續增加可說是事實，但這並非意味著富裕者越來越富有。家庭收入超過一千萬日幣的高所得戶，反倒呈現減少趨勢當中。

富裕階層人數減少，則所得差距也應該隨之減縮，然而由於年收入未達五十萬日幣的低所得戶增加，因此就整體來看，貧富差距是呈現擴大狀態。總和來說，因為所得收入為全體性的下滑，完全賺不到錢的人數比例增加，從而擴大貧富差距。

貧富差距的原因：「高齡者的增加」

全體所得下滑最大原因，來自於高齡者人數的增加。由於早已預期到日本社會將走向高齡化的狀況，對應之策即在於致力將產業轉型為憑藉較少的勞動人口而能獲得較高生產價值。但是日本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低弱，難以如同期望一般提升生產性。因此，只能直接承受無所得高齡者增加的衝擊影響，導致全體所得呈現下滑狀態。

另一方面，藉由社會福利措施進行在分配後的所得差距反倒呈現縮減趨勢，這與經濟不景氣的持續蔓延有著極高度關係。事實上從歷史紀錄觀察可見，經濟不景氣越是持續發酵，最後實質所得差距越縮小。經濟景氣好轉將造就富裕階層更加富有，反倒導致社會貧富差距的加大。

日本國內所得差距最為縮減的時期為，世界經濟大恐慌開始到太平洋戰爭之間這個經濟上來說最為惡劣的期間。而所得差距急速加大，反而是日本列島改造論風潮（著重活用地區資源、土地、勞動力，展開能使生產力、所得、僱用增加的地域開發政策）開始到泡沫化經濟之間這樣景氣長紅的時代。由於這十年來通貨緊縮所帶動的經濟不景氣持續蔓延，所得再分配後的貧富差距呈現縮小趨勢，整體社會變得更為平等。當安倍經濟政策收到預想成效，經濟景氣回復之後，也許反而會擴大既有的所得差距。


資料、圖片來源：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31021-00000001-wordleaf-soci

暌違五年 日本死刑犯人數再度減少為130人

根據日本去年26日的統計，尚未行刑的死刑犯比起去年同期減少三人，總人數下降為一百三十人。去年底的死刑犯人數因而創下五年以來的新低。

因為去年判決八人死刑，另外執行了同樣人數的死刑，再加上死刑犯中有三人病死，使得人數創下新低。

根據法務省表示，去年確定被判決為死刑的是2003年在前橋市酒吧，面對群眾抗爭暴力組織的活動時，射殺四名市民的前暴力組織幹部，以殺人罪名被起訴的山田健一郎等八人。

另一方面，受刑的死刑犯人數也是八人，比起前年來多了一人。隨著自民黨拿回政權，去年12月上任的垣谷法務大臣表示：「在得到國民的支持與理解下」，承認了死刑制度，去年一年間總共執行了四次死刑。

日月無光？工人何以在公害事件中噤聲？——日本水俁病公害鬥爭中的工會

文／国士無双（京都大学法学部院生）

（圖：罷工中的新日本窒素工會勞工，組織糾察線封鎖了工廠，這個封鎖工廠行動前後共持續了183天）


日月光公害事件中勞工為何會罹患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與無良資方站在同一立場？是勞工的問題？還是制度的問題？本站編輯撰文寫下日本6、70年代公害鬥爭史中水俁病事件中、工會參與罷工、出庭作證對抗資方的故事，邀請大家一同來想想如何捍衛勞動者的權利，使他們成為有能力監督企業社會責任的人。

作為公害原因發生企業的勞動者，我們對於自己至今為止的沉默感到羞恥，因此今後我們將與市民們共同攜手向水俁病戰鬥......
------新日本窒素工會《恥宣言》1968.8.30

我認為一個會製造公害毒害環境的工廠，他必然也是一個極度無視勞工健康權益的老闆......
------新日本窒素工會厚生部長證言


一週以來「公害事件」再度佔據台日兩國的媒體版面：

日本四大公害之一的痛痛病，在艱苦奮鬥四十餘年之際，終於達成最後的解決，肇禍的日本三井集團除了同意賠償每位受害者之外，也正式四十年前的罪惡發表了謝罪宣言；另一方面在台灣高雄，年收入超過2000億的日月光，爆發埋設暗管毒害後勁溪的嚴重公害事件，當從地方居民到全國民眾爆發一遍撻伐聲浪時，日月光工會卻發起場內連署，以捍衛工作權為由，反對高雄市政府的停工處分。


到底，在日月光公害事件中勞工的立場，為何會有作家羅毓嘉說的「勞工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發生？日月光勞工到底是否是特例？台灣的制度是否存在某些結構性的問題呢？


回顧日本的公害史，日本自1960年代開始、到1970年代伴隨著經濟「高度成長期」階段而達到公害事件發生高峰，而在公害事件的對抗運動中，加害企業中勞工的立場其實跟這次日月光事件一樣，多半扮演著消極的角色。就戰後日本勞工運動的發展而言，無法組織公害事件中的勞動者與居民同一陣線，始終是日本工運發展歷程中最沉痛的問題之一，公害鬥爭最為慘烈的1970年，日本總工會會員大會甚至以「公害與勞工運動」為題，進行攏長的檢討與辯論。但諸多結構性的因素交雜下，終究使公害反對運動無法有效結合勞工運動，雖然也是因為如此，公害反對運動終究成為日本社會運動史上一個獨立的劇情支線，獨立於戰後以來社運以左翼工運為主軸，而以地域居民為中心所發展出的新型態社會運動.....

然而，在公害事件中勞工一遍噤聲、工會普遍與企業站在同一陣線的結果並不是沒有例外，日本四大公害中最悲慘也最知名、前前後後總共造成2000人死亡的熊本縣水俁病事件中，就有完全不同的發展。

水俁市是九州熊本縣一個小漁村，居民原本過著清貧的打漁生活，當二十世紀初經濟最凋敝之時，一個名叫新日本窒素財團的到來改變了這個村莊，新日本窒素在水俁市建設了大型肥料工廠，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機會，於是大量的水俁市民相繼放棄了世代的捕魚生活進入了工場，而新日本窒素在水俁不只蓋工廠，甚至還蓋了醫院、福利商店乃至成立藝文展演社團，整個水俁市因為工廠和周邊現代設施的進駐而走向現代化與繁榮，告別漁業的居民們的生活水準也大幅改善了，大家都覺得，新日本窒素的到來，是上天對這個遭到遺忘已久小鎮的恩賜。

然而，1956年開始奇怪的事情突然接連出現在這個好不容易幸福起來的小城，先是水俁灣中出現大量的魚屍，再不久即爆出吃了魚的野貓集體自殺的驚駭事件，當村中第一個小女孩突然發病死亡時，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新日本窒素在肥料製造過程中，將大量的水銀直接排放到水俁灣海域，長年來的汙染使的以捕撈水俁灣中的魚貝類為主食的水俁市民體內累積了大量的水銀，水俁市約四萬人口中約有一萬人發病，並造成先後近兩千名居民死亡。

開始懷疑新日本窒素是兇手的市民們於1959年開始展開了組織性的抗議行動，來自日本各地的學生、記者、醫師以及法律人也積極的投入這場長期的抗戰中，但新日本窒素不但一邊矢口否認、一邊更忙著隱蔽真相，甚至雇用黑道份子攻擊市民團體的領袖以及企圖挖掘真相的記者，但排放廢水的行為卻一天都沒有停止過。面對外界日漸強大的反對聲浪，由工廠勞工組成的新日本窒素工會對於是否與居民站在同一陣線，也產生了內部分歧，但最終工會仍然決定發表聲明，表達遺憾與希望有關單位盡速釐清真相的立場，並且主張堅決反對工廠停工。

水俁市民的苦鬥慢慢地透過媒體的揭發而獲得全國性的關注，1968年，當水俁市民正式組成「水俁病市民會議」當天，工廠工會「新日本窒素工會」突然一改事件發生以來的沉默，公開發布了一篇名為「恥宣言」的聲明，這份「恥宣言」中的開頭是這麼寫著：

「作為公害原因發生企業的勞動者，我們對於至今為止的沉默感到恥辱，因此今後我們將與市民們共同攜手向水俁病戰鬥！」

在恥辱宣言發表之後，這群公害企業中第一線的勞動者展開了水俁病對抗運動中最強而有力的力量，工會將長年來爭取改善勞動條件待遇的訴求與反公害結合，展開了長達兩百多天的大罷工，罷工期間工會甚至強制封鎖了工廠半年；而公害的法律訴訟戰不但經由工會的「內部告發」，而得以揭漏公司極力隱瞞多年的證據，許多勞工更積極投入揭下來冗長的法律戰中，主動出庭進行作證，1971年朝日新聞曾經報導記錄了一位參與法庭作證的工會幹部在法庭上的證言：

「工會一直以來對於工廠製造公害的事實是很消極的，這幾年來我們這群勞工們每當政府的監測船進入排放區時，總是訓練有素的忙著滅證和通報老闆，因為我們害怕如果企業被摧毀，我們也即將丟掉工作。可是我們發現過去的我們錯了，今天我們站出來為公害作證、與公害鬥爭，不是為了要毀掉我們的工廠，而是為了工廠能夠真正的在此永續經營......」

「我認為一個會製造公害毒害環境的工廠，他必然也是一個極度無視勞工健康權益的老闆」


類似的證言開始扭轉了訴訟中的劣勢，但故事的發展並不會總是如同蘇聯或北韓樣板電影般的美好，工會在雇主的分化下最終一分為二，持續與居民共同繼續與公害對抗的六百多名勞工陸續遭到工廠以各種威脅與壓力手段被迫退職，即便仍有部分的勞工堅持以新日本窒素員工的身分持續與公害對抗直到退休。

新日本窒素工會在水俁病公害事件中的對抗，成為日後日本社會運動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案例，從這個特殊個案的比較中，何以公害事件中的勞工與工會往往自願選擇罹患「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而選擇與企業站在同一陣線，開始得到了結構性的理解與分析、以及運動方針乃至制度改革的可能性。

在現代資本主義企業經營型態中，被整合納入企業生產體系中的勞工付出換取工資的對價，往往因為勞動契約的高度人格從屬性，而在除了勞動之外，更被期待負有高度的忠誠義務，這種情況特別是在過往日本雇用慣行中，被強調「終身雇用」體制下的「以社為家」、「以社為家」的前近代性「企業家父長共同體」的塑造後更為強化了。

再者，日本的工會組織型態也不若歐陸國家的跨產業大型組織，而多半是個別存在於企業廠場內的企業工會，但企業工會組織的先天弱點使的日本長期以來很難發展出歐洲式「對抗的勞資關係」，工會的功能多被侷限與雇主進行合作與有限的協商。

然而，即便台灣的企業與工會結構與日本相似，亦不代表具有意識的公民行動者就應該自動放棄，惟有不斷啟蒙勞動現場勞動者的勞動意識，壯大工會的自主與對抗實力，使勞工得以透過行使團結而從與雇主間嚴密的支配從屬關係中得到解放，方有可能在使勞工開始意識到「公害」與「勞動災害」往往存在的一體兩面性、都是資本家在資本累積過程中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無視人性與環境的惡行後，選擇勇敢與公民社會站在對抗公害中的同一陣線。

當然，單純培力勞工的勞動意識必然不夠，勞動法制度的改革絕對是最直接而必要的。即便晚近歐洲的研究仍然對於企業中的勞工與工會能否扮演積極監督企業社會責任的角色感到悲觀，但仍然有幾條路徑值得在制度改革上作努力：要強化工會的自主與對抗實力，則必須要有更「有效」保障工會行使團結權的不當勞動行為制度；要使良心勞工無懼於揭發真相，則必須要有歐美日國家的「公益揭發」保障制度；要使勞工不擔心遭放「無薪假」，則應該要有強而有力的勞動基準監督作為，甚至比照日本勞基法，設計當停工責任在於雇主時，應無條件繼續給付百分之六十以上工資的強行法律保障設計。

日本的公害事件在長達半個世紀的苦鬥後，在近年陸續獲得最終的解決，山川在長年的休養復育後逐漸回復本來的顏色，但逝去的生命卻再也回不來，而至少這個國家已經很難再出現那些20世紀型的「公害」；而台灣呢？同樣在20世紀受到發展型公害所苦，但半個世紀以後這裡的人民卻仍然不時必須被迫承受來自那些「極端型資本累積模式」財團所造成的惡虐......

因此在這個進步緩慢的國家，我們需要更多覺醒行動的公民。

*原文刊載於想想論壇（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594）
*本文內容為個人言論，不代表島弧黑潮立場。

日本公害事件痛痛病問題的最後收束――公害原因企業的責任

圖為在診察痛痛病患者的萩野昇醫師。

受汙染流域的鎘濃度已日漸回復到自然界本來的狀態，而謀求環境復原、超過860公頃被汙染農地的土壤的更換、復原作業，也在2011年完成。剩下最後的課題，也因三井金屬與被害者團體之間所達成的合意，達成解決。

◆鎘汙染與痛痛病

日本四大公害病之一：痛痛病，發生在富山縣神通川流域，由於鎘汙染而導致。針對痛痛病以及相關的腎臟機能障礙所造成的住民生命身體的損害，造成汙染的企業三井金屬礦業最近已經與被害者團體達成合意，就一直以來並非公害病認定對象的痛痛病前期症狀，也就是腎臟機能低下（カドミウム腎症）的病患給予每人60萬日圓做為救濟金。藉此，確認了問題的全面解決，三井金屬也承諾將向被害住民正式道歉。救濟金的給付對象約有五百至一千人，依照今後健康檢查的結果，人數仍有增加的可能。

◆何謂「痛痛病」與事件發展

痛痛病的發生，要追溯回1910年代，約於1911年左右，發生在日本富山縣神通川流域的一種疾病。三井金屬神岡礦業所於該流域上游開挖神岡礦山，然其排放的廢水中所含有的鎘，導致了痛痛病的發生。當地居民食用了被鎘所汙染的米，罹患骨軟化症，患者由於身體各處骨折，哭喊著「好痛、好痛」，因而此一疾病被當地的萩野昇醫生命名為痛痛病。1968年，當時的厚生省認定了痛痛病為第一個日本的公害病。與熊本水俁病、新潟水俁病、四日市氣喘並列為日本四大公害病之一。

在事件爆發之後，患者以三井金屬為被告，在富山地方法院提起的訴訟，於1971年勝訴，1972年該案件在名古屋高等法院金澤分院同樣勝訴並且判決確定。本件鎘汙染案件中原告方總共提起七次訴訟，案件經合併審理，獲得全面勝利的第一次訴訟後，三井金屬承諾對第二次到第七次訴訟的原告也給予損害賠償，第二次到第七次的訴訟才因原告撤回訴訟而告終結。最後共有196人被認定患者。

日本政府一直以來，皆認定腎臟機能障礙加重而引起骨軟化症之人為痛痛病患者，然而若僅有腎臟機能障礙，但「對日常生活尚未立即產生障礙」者，便不認定有健康障礙。在這樣的處理之下，仍然留下了這最後的課題。

◆「對日常生活尚未立即產生障礙」的腎臟機能低下

這種由於鎘汙染所引起的腎臟機能低下（カドミウム腎症）是由於鎘在身體裡的蓄積，而導致尿細管機能障礙的狀態。然而如果狀態嚴重，會發生骨軟化症，進而導致痛痛病。

關於這樣的症狀，向來被認為尚不能說腎臟機能低下會對日常生活產生有障礙或會對健康產生立即的被害。但另一方面，亦有研究結果發現，尿細管機能障礙者的死亡危險度高於沒有這種障礙的人，被害團體因此認為就此也應該廣泛地救濟，持續地要求日本政府就此加以檢討。

◆事件的最終收束與鎘汙染的土壤更換復原

1968年在日本首次認定痛痛病為公害病，到今日已經過了45年，到現在為止有196人被認定為患者，但隨著患者高齡化，目前只剩3人還在世。痛痛病的前期症狀的解決，過去一直懸而未決，因此，這次的合意，被認為是一個結束。即使說公害事件的處理已經有了結果，但也經過了相當漫長的歲月。

這次的合意案中，就75年前曾在汙染流域中居住20年以上居民中，如尿中蛋白質濃度達到一定指數以上，三井金屬則會向這些對象支付60萬日圓做為救濟，並從明年四月起開始接受申請，對象可能將有數百人。有社論即認為，如果當初日本政府可以思考較為廣泛認定公害病的可能性，那麼或許要實現對於公害被害者的救濟，就不會花上這麼漫長的時間。

在司法的層次上首次認定汙染原因企業的責任的，便是上述1971年對痛痛病所做出的富山地院判決。在獲得確定判決之後，被害居民與三井金屬締結了公害防止協定，被害居民因而得每年進入礦山調查，了解排水等狀況。結果，神通川的鎘濃度日漸回復到自然界本來的狀態。而謀求環境復原、超過860公頃被汙染農地的土壤的更換、復原作業，也在2011年完成。

日本每日新聞的社論便認為，長年以來三井金屬致力於污染防止所做的努力，建構了和被害住民之間的信賴關係，也促成了這次的合意。

◆日本的四大公害病與企業經營姿態的反省

從1960年代後期開始，由於高度的經濟成長，公害問題開始深刻化，日本首次認定了公害病。以痛痛病為首，熊本水俁病、新潟水俁病以及四日市氣喘（石化工業造成空氣汙染），無一不是伴隨著多數死者並產生國民重大的健康損害的公害事件。日本住民相繼以企業為被告提起訴訟，在法律審判上獲得勝利。在這樣的脈動與社會對公害的關心也日漸提高的情況之下，1970年的國會被稱為「公害國會」，在日本全國的地方自治體分別都制定了公害防止條例。

然而，四大公害病之中，三重市的四日市氣喘已經由於工廠排煙規制等等的措施，有了抑止的作用。但就熊本水俁病與新潟水俁病的公害問題，日本政府嚴格的認定基準則被批判為「切割捨棄患者」，還看不見全面救濟之道。可見並不是全部的公害問題都已經結束。

每日新聞的社論便指出，這次的合意書顯示出痛痛病的慘禍與致力於污染防止的經驗，有著對於地球環境對策很大的教訓與意義。並認為這樣以健康做為犧牲所得到的結果，日本人有責任與義務將這樣的教訓傳遞給世界。企業持續進出海外的今天，就環境政策優先考慮的經營姿態，更一層地被要求。

◆還給河川它們原來的顏色

而痛痛病的發展給台灣的啟示或許是，企業發展的同時，除了必須面對利潤、面對股東之外，也必須考慮環境與勞工。只有在營運時避免汙染的發生（而非避免汙染的事實被發現），或在公害發生後，徹底地找出原因、承認錯誤、救濟損害與汙染復原才是正道。

就日本而言，在關廠或停工的情況下，勞工所處的立場矛盾，一方面相對於企業，勞工會因此而有無法獲得薪資的不利益，導致期待勞工與被害住民站在同一陣線，有其困難，另一方面在過往終身僱用制的勞資關係之中，當企業的存亡等同於自己工作的有無時，企業與勞工可能會共存亡的情形也可能深植勞工心理。

台灣雖然情形可能有不同於日本之處，但是勞工身處的矛盾立場與企業、勞工、被害住民團體三方的關係等結構性的問題，仍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如果對於勞工與住民同一陣線的期待沒有可能，則除了應該參考日本勞動基準法第26條在應歸責於雇用人而停業的情況下，規定雇用人仍有支付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薪資的義務，考慮台灣是否在制度上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先做好勞工的權益保障的同時，期待NGO能在汙染原因的辨明、汙染的復原與防止再發的工作上，能發揮較大的作用，或許才是可行之道。

企業追求利益極大化，本無可厚非，然而不致力於釐清汙染原因、掩蔽事實、以關廠將導致勞工工作權受損為口實綁架勞工妨礙公害起因的釐清，政府就關廠或停工可能導致勞工將損失的利益沒有從制度上予以保障等等，在在都無助於汙染原因的釐清、汙染的復原與再發。

我們有什麼呢？我們有不依法行政、永遠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的政府，沒有辦法從結構性的問題加以對症下藥，加上消耗台灣寶貴自然資源、挑撥勞工與被害住民團體、掩蓋勞工與被害住民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被害者的企業，最後是已經被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社會議題逼得焦頭爛額疲於奔命的市民。台灣人還有什麼呢？或許是當台灣人在追求什麼的時候，所具有極大的意志與信念。而現在，這樣的強大意志是極盡全力地發揮在利益的追求上。

或許在當台灣自然資源耗盡，可以感受到「失去了什麼重要的東西」的時候，我們發現在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上，已經看不到好山好水，吃不到沒有汙染的農林漁產時，已經無法逃離敗壞與汙染，或許在那不遠的將來，我們也能夠發揮這樣的強大意志，一方面學會與汙染和公害疾病所產生的病痛共存共生，一方面也能努力回復過往的好山好水。

希望到了那時，我們不會發現，有一些我們曾經有過的珍貴的事物，有再多的財富也換不回來。自然如是，民主自由亦如是。


◆島弧回顧
【公害2013.5.2】
遲來的救濟：水俁（ㄩˇ）症受害者首次由日本最高法院認定為患者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447521385339082&set=pb.377767962314425.-2207520000.1387483996.&type=3&src=https%3A%2F%2Ffbcdn-sphotos-f-a.akamaihd.net%2Fhphotos-ak-frc3%2F270977_447521385339082_1584598877_n.jpg&size=358%2C450


新聞來源：
http://mainichi.jp/opinion/news/20131219k0000m070110000c.html
http://www.asahi.com/articles/OSK201312140015.html?ref=com_top6_1st
http://mainichi.jp/opinion/news/20131219k0000m070110000c.html
圖片來源：
http://www.yomiuri.co.jp/zoom/20110602-OYT9I00026.htm

榻榻米裡的堆疊文化

疊（たたむ）與疊（たたみ）

在日文字典裡搜尋「疊（たたみ榻榻米）」出現的解釋是「疊起來」。榻榻米是疊（たたむ）這個動詞轉化而成的名詞。而疊的意思不只是「來回重疊」，也有「堆積重疊」、「隱藏不顯露出表面」等意涵。這些都和榻榻米的使用歷史有著牽連關係。

農耕民族的絨毯

榻榻米的原型是雛祭（女兒節）皇后、天皇人偶所坐有縫邊的墊子。一枚墊子一個人使用，鋪在木頭地板上，白天當坐墊，晚上當床，是以前貴族所使用的物品。當時的榻榻米是由數枚菰屬（禾本科多年生宿根水生草本植物）的草蓆所編織，表面再用漂亮的燈心草草蓆覆蓋，並在裡側及邊緣縫上麻。就像現今的御座（藺草莖編織的織物）一樣柔軟並可捲起收藏。需要時鋪上，平時則疊起，這就是榻榻米的由來。

在那之後，時代變遷，現代的塌塌米被使用作為鋪設地板的素材，而大量舖滿整個房間。雖然現在日本沒有用榻榻米的房子也多了起來，柔軟而有著凹凸起伏溫柔觸感的榻榻米仍無法被木頭地板全面取代。萬葉（日本最古老歌集－萬葉集）學者中西進（「日本人の忘れもの」的作者）說：「農耕民族的榻榻米，就好比遊牧民族的地毯一樣」。的確，飼養羊隻的遊牧民族會喝羊的奶、吃羊的肉、在羊的毛皮上休息；耕作並以米為主食的日本人，坐在榻榻米上或許方能安心休憩也不一定。

多功能的房間

榻榻米原本是一人用的墊子，大小根據身材來裁剪。六尺（約182cm）的長度是因為當時日本人平均身高約五尺（約152cm），多一尺以保留寬裕的空間。幅寬三尺是長度的一半，縱橫比2：1，兩張榻榻米排在一起就成為一個正方形，四疊半的房間也能毫無縫隙的鋪滿。

工業設計師秋岡芳夫先生的著作「居住設計（暮らしのためのデザイン）」中介紹了飛騨高山的古民家裡看到的「多功能房間」。房間地板鋪上厚杉板，隔壁有點昏暗的房間則擺了好幾張拆下來的榻榻米。平常養蠶、織布時就收起不用，禮佛或有客人來時再鋪上。疊起來就是工作間，鋪上就能變坐位，如此「一室多用」的房間曾在日本處處可見。事實上，明治時代中期出版的室內裝潢書籍裡就有圖文說明喜事與喪事時不同的榻榻米鋪法。如此看來，現代可依據使用對象變動的特殊榻榻米其實跟原始榻榻米相當接近也說不定。

一物多用，一室多用

就算現代榻榻米已不需要堆疊存放，「疊」的習慣還是深深的存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早上起床把棉被折起收入壁櫥、坐墊不需要時也是收起來、小桌子在用餐後折起桌腳收放。藉由把生活用品堆疊存放，和室可以作寢室、餐廳、客廳、書齋，達到一室多用的自由性。

當然，現代的LDK（Living Dining Kitchen）也設計成可以一室多用的空間。但是被家具、家電佔據的空間已失去了堆疊收放的傳統。秋岡先生表示：「和室可以從寢室變身飯廳，雖然場地不大卻能創造出空間感；LDK雖然寬闊使用起來反倒覺得擁擠。」所以，現代裝潢中為了讓榻榻米「一室多用」的精神能流傳下來，進而發展出「一器多用」的概念。

比如房間只放一張大桌子，吃飯、喝茶、燙衣服、盯小孩寫功課都可以在這裡進行。不需要的東西就疊起來收好，以更加善用空間。多加使用珍愛的物品是很重要的，當注意到富裕不是所持物品的數量，生活方式也會跟著改變吧。

風呂敷、紙門、格子門、重箱、便當盒… …等，「疊」的傳統不只是自在性，還兼顧了收納性與攜帶性。生活中，還有什麼運用「疊」的概念呢？


資料、圖片來源：http://www.muji.net/lab/living/131023.html?sns=fb-mujinet-131023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