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黑心工讀」 關西學生打工族成立青年工會

為了對抗與一般正職勞工一樣的長時間工作卻領取超低時薪的「黑心工讀」，日本關西地區的學生在2月21日正式宣布組織成立「關西打工族學生工會」。這個青年學生工會是繼東京、札幌的學生工會之後，日本近年來第三個成立的學生工會，訴求喚醒遭遇不平等對待的青年學生團結對抗黑心雇主。

關西打工族學生工會由來自日本關西地區的京都大學、大阪市立大學、同志社大學、關西大學等十五名學生組織而成，並在大阪設置工會會務所辦理會務，在日本關西地區從事打工工作的學生只要月付二百日圓會費即可成為工會會員。工會主要透過網路受理會員的勞動與助學金問題的法律諮詢，也會定期舉辦勞動法規講座宣傳勞動法知識，另外工會也聘請了多名律師與代書作為顧問，預備在勞動紛爭發生的時候與雇主進行團體協商。

關西打工族學生工會的理事長，是今年就讀關西大學大三的渡邊謙吾，過去曾經遭遇黑心工讀的經驗「過去在書店打工時薪只有750日圓，但是大阪府法定的最低工資是800日圓。負責收銀結帳的工讀生如果在清點時出現金額不對的現象，還會被雇主強制從打工工資中扣薪」。

「這樣難道對嗎？」心中不斷產生強烈疑問的渡邊，從去年六月開始針對其他類似遭受不平打工待遇的學生勞工展開勞動調查。「每天大老遠的通勤卻只有工作一個小時」、「前一晚才加班到半夜第二天一大早就被雇主強迫繼續上班」非常多的學生打工族都曾經遭遇過黑心雇主的打工經驗。針對260人進行勞動調查的結果，其中一成曾經領過低於最低工資的時薪，三成的打工族因為打工上受到不合理的要求因而表示在學業上曾受到影響。

透過團體協商成功使雇主撤回解僱

「明天開始你不用來上班了」大阪市立大學四年級學生柊真理在補習班擔任時薪制講師，去年一月某次課後突然間遭到雇主當面告知解僱，她在這間補習班擔任講師已經三年，從來不曾因為工作或態度被雇主告知有問題，因此根本無法料到會突然遭到解僱。

柊真理同學因為家庭因素必須透過學貸與打工才能繼續負擔完成大學學業所需的學費與生活費。遭到突如其然無理由的解僱，她於是透過友人的介紹找到工會尋求幫助，工會透過與雇主進行團體協商成功促使雇主撤回對柊真理的解僱，並幫她要回將近二十三萬日圓的積欠工資。人生第一次接觸到工會，並發現了工會對維護勞工的勞動條件功能，然而在參與工會為自己爭取權益的團體協商中經驗了遭到雇主言語重傷的傷害體驗，卻無法對無法理解這種感受的工會人員表達這樣的心聲「彷彿仍然是一個人孤獨的面對一切」。

柊真理因此想要開始幫助與過去的自己遭遇同樣經驗的青年學生，所以決定與有共識朋友們一起組織了這個青年打工族工會，負責接受各種青年打工族遇到的勞動問題諮詢。

「為了使學業能夠繼續」學生打工的意義質變

日本學生支援機構與東京都私立大學教職員工會最近針對東京都的大學生作了一份聯合調查，在東京都念大學的學生中每二個人就有一個人領取助學貸款，平均每位私立大學學生一天得自由處分的金錢額只有九百日圓，這個數字是日本三十年來的新低。

這個嚴重的結構性問題的背景在於大學學費的高額化以及日本非典型勞動失控而造成父母世代的工作貧窮，「我們必須認知對於現在的學生而言，學生時代打工的意義逐漸產生了質變」關注黑心工讀問題的中京大學大內裕和教授如是說。

在另一份由律師與學者組織的「黑心企業調查計劃」中，大內教授等人針對全國2524名打工大學生進行訪問，其中百分之56的受訪學生每周打工時間超過15小時，百分之67的受訪者曾遭受雇主不當的對待，但是辭職者僅有百分之20。

「網路上到處充滿著打工學生的種種悲慘遭遇的文章，因此，能夠有學生自己組成的工會處理學生打工族的勞動問題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大內教授表示。


新聞來源：
http://digital.asahi.com/articles/ASH2L0BN3H2KPTFC00Y.html?_requesturl=articles%2FASH2L0BN3H2KPTFC00Y.html&iref=comkiji_txt_end_s_kjid_ASH2L0BN3H2KPTFC00Y
圖片來源：
http://livedoor.blogimg.jp/yuzusoku/imgs/5/f/5fc7066f-s.jpg

提供現做料理 援助貧窮孩童的「兒童食堂」於日本各地試辦中

每天只吃市販便當或麵包解決三餐的孩子，家計吃緊而不吃飯的孩子。支撐心靈與身體成長的「飲食」基礎正動搖著。想用現做的溫暖料理援助各種生活困難的孩子們，「兒童食堂」的試辦計畫正擴散至日本各地。

「終於不用自己一個人吃飯」，「原本很煩惱沒有學校供餐的暑假該怎麼辦」。圍著餐桌的孩子們不經意地吐露出這樣的心聲。
NPO「青少年的棲所-kiitos」（東京都調布市）位於日本東京地下鐵京王線つつじヶ丘（Tsutsujigaoka）車站前一棟餐飲業入主的大樓三樓。

2年前開始到kiitos用餐的國中男生一直無法忘記在這裡第一次吃到的肉醬味。家中飲食是以麵包跟泡麵為主。這幾年幾乎沒有吃過親手現做的料理，因為經濟因素有時則是不吃飯。他說道：「好多年沒吃過學校營養午餐之外的義大利麵。真是太棒了。」

曾任職東京都調布市以國高中生為對象的兒童館輔導員白旗眞生(65歲)在五年前成立了NPO「kiitos」。當時成立的主旨是想提供一個青少年能自由自在待著的場所，在這裡可以讀書、遊戲或是睡午覺。

然而，NPO開始營運之後，發現有許多孩子飲食並不均衡。原因有很多種，可能是父母親生病、經濟窮困或是虐待。開始於一週五天的活動日提供午晚餐。此服務並非無條件供應，是以聽取家庭狀況後判斷有需要的孩子為對象。

服務需求登錄者有220位。大多是由市的孩童家庭援助中心等機構介紹而來。其中約有15位國高中生每天會到kiitos用餐。餐飲免費提供。租金等營運費用來自市的補助金或捐款。食材費則仰賴農家或援助團體的捐款。 NPO創立人白旗強調包含飲食的生活援助之重要性。「有均衡的飲食才能好好念書。孩子生活基礎的均衡飲食不能等」。

東京都大田區的蔬果店「隨興八百屋-感恩之心」每個月兩次會在店門口掛上門簾。店主人近藤博子(55歲)利用曾經是居酒屋的廢棄空間，與志工們於2012年的夏天開始共同營運「兒童食堂」。

菜單是以法式鄉村鍋料理等蔬菜類為主。每次約20人一起圍桌用餐。等待父母回家的雙薪家庭兄弟。也有下班後去育幼院接孩子過來用餐的母親。在這裡用餐的並非一定是生活困難的家庭。一起吃飯時也是可以看到家人間的代溝。近藤說道：「大家聚在一起吃飯會產生改變」。

kiitos等兒童飲食援助團體於1月12日齊聚一堂，於東京都內舉行首次的「兒童食堂高峰會」，約有200人參加。團體間的援助對象與營運方式雖有不同，但想透過援助網絡協助脆弱孩童生活的想法是相同的。

「父母患有精神疾病無法外出。孩子只吃過便利商店的飯糰，而不知炊米味」。川崎市NPO財團法人自由空間(Free Space)的理事長西野博之在會議上報告了這樣的案例。公辦民營的拒絕上學孩童的棲身之處，其主要活動便是提供熱騰騰的午餐。

「要町朝霞兒童食堂」（東京都豊島區）於2013年設立。前公司員工的山田和夫每個月2次開放自家空間，提供由志工料理的晚餐。單親家庭或外國人的孩子們共約35人在此食堂用餐。食材由附近的商店或農家捐贈。

「兒童村：國高中生的安心車站」（東京都荒川區）是由志工們借用民家設置而成的國高中生棲所。援助內容除了學習輔導之外，還有每周一次包含工作人員約30人的晚餐時間。米是由援助團體提供，同時也向外募集資金(一人一千日圓)。亦有兒童料理教室的活動。NPO代表大村みさ子表示：「希望孩子們可以學習到基本的求生技能」。

援助活動如野火般持續擴散。横浜市的NPO財團法人「Space nana」預計自2月開辦每月2次左右的兒童食堂。於東京都八王子市也有大學生志工計畫於2月開始定期舉辦兒童食堂。在高知市則有青少年事件的專職律師們籌畫著，自夏天開始定期提供每周三天學習輔導與用餐援助的計畫。

據主辦高峰會的NPO財團法人「豊島兒童もＷＡＫＵＷＡＫＵ網絡」表示，關西地區也有好幾個團體正在籌畫或討論兒童食堂的實行計畫。該NPO理事長栗林知絵子說道：「家庭的樣態與生活步調多元，大家無法一起團聚在餐桌前的生活方式日益增加。希望在此議題上多少能有所助力」。（小林未来、田中陽子報導）

新聞註解：「兒童貧窮問題」「兒童貧窮率」於2012年打破過去紀錄，高達16.3%。貧窮率是指計算包含兒童的全體國民所得，以家庭收入為單位由上而下排列，其家庭未達整體平均所得一半之未滿18歲者比例。為解決貧窮問題由父母傳給下一代的「貧窮世襲問題」，日本自2014年1月開始實行「兒童貧困對策法」。學習輔導等兒童援助活動於日本各地展開，飲食援助亦為其中一環。


文章來源
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H1H4F21H1HUTFL00C.html

圖片來源
http://www.asahicom.jp/articles/images/AS20140816001608_commL.jpg

「遺骨集中是侵害人權」 愛努民族申請救濟

針對政府預定收集過去大學當中因人類學等研究而蒐集的愛努民族遺骨，建造慰靈設施的政策，有13位愛努族人，加上聲援者共21人至日本辯護士連合會(譯註:通稱日辯連，相當於日本律師公會總會)申請人權救濟。其主張「被蒐集的遺骨應還給原本的愛努部落(コタン)，集中政策侵害了愛努民族的人權」。

政府在去年六月的內閣會議，決議要將設有愛奴民族博物館等設施的北海道白老町，做為愛奴文化復興的據點。設置「象徵民族共生的空間」，建造國立愛奴文化博物館(暫稱)等建物以及慰靈設施。在該設施當中，會將北海道大學、東京大學等全國12所大學所保管的約1600具愛努人遺骨集中於此，進行莊嚴的慰靈，並且以愛努人能夠接受的方式適當地管理遺骨。雖然目前若能特定遺骨身份，政府就會將遺骨還給遺族，但目前為止能夠辨識身分的遺骨只有23具，之後的遺骨歸還仍舊是大問題。

申請由浦幌愛努協會會長差間正樹(64歲)等13名愛努人，以及其聲援者所提出。其主張為「根據愛努民族的習俗是由部落進行對祖先的慰靈。政府將先人的遺骨集中在白老町，僅願意歸還給個人，這樣的政策侵害了愛努民族在宗教上的權利」差間會長則表示：「希望遺骨能歸葬於祖先的土地」。

日辯連根據調查結果，若認定有構成人權侵害，則會提出「勸告」或「警告」要求改善，但並沒有法律上的強制力。

愛努民族對於遺骨被持續保存在大學當中，有非常根深蒂固的反感，因此也有對集中於白老的作法表示歡迎的聲音。但另一方面，一部份的遺族主張遺骨是「擅自被盜挖」，以北海道大學為被告提起了返還遺骨的訴訟。其主張即便無法確定遺族，對於已知發掘地點的遺骨，也應該還給愛奴部落。此一人權救濟的申請，在大學對於遺骨收集的責任歸屬還相當曖昧之下，似乎讓遺骨集中政策掀起了漣漪。

內閣官房愛努總合政策室表示：「對於人權救濟的申請尚無法回應，但會慎重研議將遺骨返還給部落一事。」


註：日辯連的人權救濟制度
日辯連所設置的人權擁護委員會，設有人權救濟制度。其運作方式是在受理申請人的人權救濟申請後，委員會會進行必要的案件審查以及實際調查。雖然日辯連並不具有公權力，但若被認為有侵害人權的情形，則會以日辯連的名義，採取司法告發、協助再審、發文要求改善或說明、公開聲明等必要措施。


資料來源：
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H1S4STNH1SIIPE00N.html
圖片來源：
http://ja.wikipedia.org/wiki/アイヌ

UR、無印良品攜手改造團地住宅 企圖吸引年輕族群進駐活化舊社區

讓團地更加美觀又適合居住。 最大的團地管理機構――都市再生機構（UR）改變以往的建築風格期望能吸引年輕人入住，目標是讓逐漸高齡化的團地能再現蓬勃朝氣。

位於大阪府堺市南區，由UR管理的泉北茶山台二丁團地，排列一棟棟大約45年前建造的房屋，登上狹窄的階梯打開沈重的鐵門，映入眼簾的是UR結合生活雜貨品牌MUJI所改造的公寓。

公寓規劃為47平方米的1LDK，房間粉刷以白色為基調，地板則鋪上淺茶色麻製榻榻米，拿掉隔間用的日式木製拉門（ふすま），簡潔的白淨廚房引人注目。原本為壁櫥的空間規劃成小房間，可以擺設書桌及電腦。租金每月為五萬四千日幣（約台幣14500元）。目前住在這裡的是小森輝子（37歲），和已訂婚的男友從二年前的春天開始在這裡生活，她說道：「擁有良好設計的房子租金太高我們住不起，但這裡的滿意度則是150％。」不只喜愛無印良品的產品，對於簡潔時尚的空間設計也很滿意。

UR從2012年開始，與擴展無印良品的良品計畫中的住宅子公司「MUJI HOUSE」合作，一同改造團地的公寓，目標在於吸引年輕族群住進高齡化的團地，從近畿地方開始，千葉和名古屋等地也逐漸展開改造計畫，預定增加至共計6個團地115戶的規模，進駐者大多是20、30多歲的年輕族群。此外，也以關西為中心設置可隨喜好變化的DIY（Do It Yourself）公寓共150戶。日本公寓退租時一般都必須恢復租屋原狀，但這些公寓在搬出時並不必撤除改造的部分；另一方面也在京都市西京區的兩個團地，和京都女子大學合作設計公寓。

・高齡化現象下出現的空屋
UR會以年輕族群為目標，主要原因在於長年居住在團地的年長者逐漸搬出，空屋漸增的緣故。團地大多興建於60～80年代，因此大多沒有電梯，年長者攀爬階梯到 4、5樓太過辛苦，搬遷出去的情形逐漸增加。UR所管理的住宅之中65歲以上的居住者比例，2005年為20%，十年後上升為25%，而最近的國勢調查中，佔總人口比例也從20%上升至23%，團地高齡化的速度比全日本的速度更快。

近年也有改造團地讓年輕人進駐，成功活化居民日常生活的案例。堀江翔太（25歲）為自由文字工作者，居住在UR管理的大阪府豐中市「新千里西町團地」，截至去年12月為止，居住者的平均年齡60歲以上，20幾歲的年輕人只有堀江一人，平時團地自治會幾乎沒有任何活動，雖然有團地內派送通知單或清潔打掃等工作，但仍人手不足。
堀江招集長輩們成立老人會，更召開搗麻糬大會等活動，他談到：「很多人來參加活動實在很開心」，剛開始對於居民之間的人際關係遠近有些猶豫，但漸漸融入社區，決定之後搬家也要到UR的另一處團地，更打算參加當地的團地自治會。

《都市再生機構（UR）》： 高度成長期的1955年，由供應大都市的居住需求而設立的日本住宅公共團體開始，歷經更名為「住宅・都市整備公團」，2004年7月轉型為現在的機構。管理的住宅日本全國共1711個團地，合計75萬戶，其中大多為30～40年屋齡的住宅，2013年租屋的空屋率超過5%。

報導：西山明宏


資料來源：
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H176RQ3H17PLFA00D.html


註1：團地：依照產業需求大規模建造的集合住宅。日本50年代開始由政府出資興建，也有不少財團企業為因應60年代所得倍增計畫而興建作為員工宿舍的團地。經過70、80年代長期的經濟成長以及泡沫崩壞後「失落的（二）十年」，現存的團地已成為不符合現代生活機能、暮氣沈沈的代名詞。

註2：

亦有建築界人士表示，比較海外和日本包含團地在內的集合住宅再生案，會發現日本相對注重的還是在平面上的琢磨，或許是基於日本人對於生活像的描繪較細膩，以及必須在極小面積中追求最大活用率所反映出來的。相較之下，美國、瑞士、荷蘭、奧地利等國家的再生案例著重的是立面操作、增改建工法以及如何生成社區共同體，平面則相顯簡樸。這樣的思維差異被說是戰後公團復興住宅長期以來將「隱私和安全性」潛移默化成住宅的最重要條件所造成的，光是由當今越是高級、昂貴的住宅越是強調隱私和安全性即可得知，但這同時更加深了對外關係的日漸稀薄。

而如今這樣的案子其實只是借用MUJI字號，改裝了內部做室內操作，從平面上去讀還是絲毫沒有脫離51C，換言之皮骨分離。當然更動團地本身的軀體有其難度，法令上的制約也不少，想要藉此吸引年輕人解決空屋問題並非下策，只是仍有討論空間。

都市裡增加的「購物難民」 移動超市成為高齡者的「救命繩索」

在東京和其它地區的都市裡，變成「購物難民」的高齡者正在增加。除了因為身體狀況不好而難以步行到附近的店之外，地方上的店舖正在減少也是一個主因。足跡常見於偏僻地區的「移動超市」，也在都市拓展開來。

獨自生活於遠離東京都新宿區幹線道路的住宅區裡的酒井績子（88歲），杵著拐杖走近停在自家前的輕型貨車，然後挑楝著放在貨車平台上的蔬菜和水果。

「丸正總本店」超市（新宿區）的移動販賣備有食料商品、日用品等約300項商品，以每週2次、每次跑3趟的方式進行。以前酒井女士從自家中前往距離約300公尺遠的該超市時，總得搭乘計程車，因為途中單行道多，需繞道而行，因此來回就得花費約2千日元。她感激地說「這真是我的救命繩索。超市的人能夠來這裡販賣商品，我真的很高興。」
　　

該區內的特別老人安養中心「あかね苑」，坐在輪椅上的駒井真澄（91歲）很開心地對男店員說「上次買的草莓很好吃唷」，然後買了她喜歡的甜餡麵包。據看護人員說，之前曾嘗試過網購，但住院者的反應平平。

該超市自去年7月開始移動販賣。除了販賣，也有照應的功效，拜訪時如出現無人回應等異狀的話，也會連絡新宿區公所。關於大家對移動販賣的反應，飯塚正彥社長如此描述「因為腳不方便而無法到店裡的人增加了，而且又有親自挑選商品的需求。」去年10月在東京23區裡，「よしや」（板橋區）和「文化堂」（品川區）也跨足了同樣的營業模式。

農林水產政策研究所將距離店家500公尺以上、沒有汽車的65歲以上人士假定為購物難民，這樣的購物難民從2010年有382萬人來推算的話，至2025年就會有1.5倍、也就是598萬人，而在三大都市圈（譯者註：指首都圈［東京、神奈川等］、中京圈［名古屋市為中心］、近畿圈［京都、大阪等］）和地方上的都市，高齡者的明顯增加、與生鮮食品材料行減少的情況被視為嚴重的問題。

住在距離高知市中心區約7公里遠的平和台集約住宅區的高野信喜（93歲），大約自10年前起便不再開車，夫婦倆的生活依賴「サニーマート」（高知市）自去年6月開始營運的移動販賣。直美太太（89歲）說「因為搭公車或計程車很辛苦，所以真是幫了大忙。」

38年前，新市鎮的獨棟建築櫛次鱗比，傳統的集合住宅正趨向高齡化。平日在下班回家途中順便採買購物，或是六日開車出門購物的住民變多，集合住宅內的超市於16年前熄燈。居住於該市的加賀野井集合住宅中、使用移動販賣的山本孝子（88歲）說「因為獨居，有人可以幫我搬重物、打掃的話，實在是幫了我不少忙。」

東京的3家公司和サニーマート與自2012年開始經營移動販賣的「とくし丸」（德島市）合作，接受對方提供的販賣know how和貨車等。在サニーマート負責店鋪宅配‧移動販賣業務的內田慎太郎經理說「依照顧客需求，提供打掃或住宅的修補等服務，透過這樣的服務，希望在食衣住等，全方面地幫上大家的忙。」


資料來源：
http://www.sankeibiz.jp/business/news/150124/bsd1501240705007-n1.htm
圖片來源：
http://web-cat.net/akira/?p=3683

加班到早上 「不眠霞關」的極限

即使在深夜中，依然有熠熠燈光自窗而洩。——那裡是因為菁英官僚們長時間值勤、因此也被喚為「不夜城」的東京霞關。向全國人民倡導工作與生活的平等，並揮舞這面大旗的角色們，是否能達到帶頭做起的使命呢？

◎「製作答辯文書至深夜3時」是家常便飯

總務省所在的中央合同廳舍第2號館，於國會臨時會期中的去年11月某日晚上9時許，廳內廣播響起。

「除了被指定的部門外，全體單位解除待命」

這就是年末也因編列預算而繁忙的霞關。（2014年12月）

聽到廣播的年輕職員停下工作，鬆了一口氣地拍了胸口。他與同事一起等待隔天國會質詢內容的確定，不過慶幸沒有針對他所負責業務的質詢。

他說「如果明天國會上對首相或閣員的質詢中有與我負責業務相關的話，就只能通霄準備答辯內容。現在終於可以回家了。這就是霞關的常識。」

在主司日本行政的中樞，霞關，這個菁英集團無視工作與生活的而死命工作是一種常識。

事實上，在國會議事期間製作答辯書的情形下於接近天亮前的凌晨3、4時才結束所有工作乃是家常便飯。之後也片刻不得閒，於上午7時就得緊接口頭報告給這些在國會中必須回應質詢的內閣官員。這也可以說完全是被強迫「加班至早上」。

這樣的霞關是否也來到了極限了呢？——其中也出現了站出來說話的官僚。

去年6月，以「邁向可以持續下去的霞關」為題的建議書，被送到了內閣人事局長加藤勝信的手上。

彙整該建議書的是跨部會11名抱持關心的女性官僚。其中臚列工作方式的改革清單，包括改善造成長時間工作原因之一的答辯書製作業務等等，要求在公家單位創造出更加適宜工作的職場。

與民間企業相同，女性官僚在霞關也急遽增加中，其占錄用人數的比率已近3成。在有子女須照料的女性還不太多時，還能以派往加班情形較少的單位做為應對之策，但那樣的職位數也是有所極限的。

提出建言的其中一人，擔任厚勞省課長輔助的河村のり子（39歲）說「如果不創造出一個男女都能更容易工作的環境的話，就會無法再繼續做下去。」

會出現改革勞動方式的原因，不單是因為雇用女性的增加而已。以年輕職員為主、對「年功序列」或「終身雇用」為典型的國家公務員勞動方式開始抱持疑問也是其中的原因。看破了「霞關村」的環境，轉職至外資系顧問公司的年輕官僚回顧說「無法選擇自己的職務經歷是很有問題的。」

◎人事院幹部也感嘆的「霞關文化」

在MetLife生命保險工作的前外務省官僚，稲田誠士（38歲）也是一名跳脫出霞關者。經歷過東日本大震災的對應，感受到無法前往現場的官僚之極限。

他說「霞關的問題點之一是人才的固定化。包含中途錄用在內，若是能提高流動性的話，氣氛應該會有所改變吧。」

實際上，不論在哪個省廳，一年間中途錄用者的人數也不過就幾名。被稱為「THE 官僚」的財務省或外務省、甚至連經濟產業省也正發生人才外流，據（財務省有關人士）說「也有前後幾年完全沒有壯年官僚的時期。」

由於勞動方式的改革也是安倍政權所高舉的成長戰略支柱，因此對改革的期待看似高漲，但結果令人感到現在正飄盪著一股改革將結束於「以手押向掛廉」（譯者註：意指毫無施力之處而徒勞無功）似的結尾之氛圍。外務省的年輕官僚也透露「沒有感受到有什麼改變了的氣氛。」

就連掌管霞關人事行政的人事院裡的資深幹部也感嘆著「如果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不免變成次要項目的『霞關文化』未有改變的話，即便做出了彈性工時制度等，這些制度也無法順利被活用吧。」

重新檢討勞動管制是第3次安倍內閣所挑戰的一項重大主題。在工作類型上絕對稱不上是「優等生」的官僚菁英，其勞動方式的改革面前，還有一座高牆正在等著。
（学頭貴子）

資料來源：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81463530Z21C14A2EA9000/
圖片來源：http://www.mlit.go.jp/gobuild/kasumi_kasumi_kongo_kasumi_kongo.htm

票票不等值（１票の格差） 在日本高等法院等14處提起選舉無效之訴

日本最高法院早已將票票不等值判定為「違憲狀態」，但是在相關單位對選區劃分進行根本性的重新檢視前便實施了此次的眾議院選舉，此舉明顯違反了日本國憲法中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規定。以升永英俊律師為首，主張「一人一票實現國民會議」的律師團體在上個月15日向日本8個高等法院及6個高等法院分部提出選舉無效之訴，也是第一起原告遍及日本全國295個選舉區的相關訴訟。同時也有其他相關團體向廣島高等裁判所提起訴訟，並不排除日後也同樣在東京高等裁判所提起訴訟。

此次案件爭點在於該次眾議院選舉的小選區中，選舉權者人口最多的東京1區與最少的宮城5區之間出現了2.13倍的最大選票價值差。

「一人一票」律師團體在訴狀中強調，自2011年3月最高裁判所對2009年眾議院選舉判定為「違憲狀態」以降，國會怠於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便實施了2012、2014年的2次總選舉，並且主張「自2011年的判決以來經過了約3年又9個月，對於做出判定為違憲、選舉無效已經超過了充分的時間」。鑑於此違憲狀態必須儘快解決，要求法院依據公職選舉法的「100天審判」規定迅速做出判決。

在東京霞之関的司法記者俱樂部召開了記者會的升永律師疾呼「法院這次更應該作出違憲、選舉無效的判決。」伊藤真律師則說「這次未能使每一票的價值均一的選舉。這樣的選舉不能說是徵詢了民意，這是不是一場公平的選舉。」

（依日本公職選舉法，選舉無效之訴以高等法院為一審機關。）

以「0增5減」推遲根本性的改革政策

針對眾議院選舉的「票票不等值」，當時日本最高裁判所將2009年與2012年的選舉判定為連續2次的「違憲狀態」，催促國會對選舉制度進行根本性地重新檢視，然而國會在違憲判決後的選舉也未進行明確的根本改革。司法系統對國會的不作為（怠於立法，怠於法律修訂）將會作出怎樣的行動呢？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分部的判決讓人注目。

對於2009年該次選舉，2011年3月最高法院判決要求廢止47都道府縣先各分配1席、其餘席次再以人口比例分配的「1人特設」。國會在2012年選舉前夕廢除了該項規定，成立了所謂小選區「0增5減」等相關調整，但是在完成變更選區劃分之前便舉行了眾議院選舉。因此2012年的選舉也被最高法院判定為「違憲狀態」。

此次選舉的選區劃分同樣採「0增5減」的方式，但是選票價值差距仍舊超過2倍，都道府縣單一席次的「1人特設」實際上依然存在。律師團體強烈批評其為「毫無遠見的舉措」。

本次針對2012年選舉的訴訟案，高等法院以及高等法院分部需在提訴後100日以內做出決定，因此也有今年春天時各法院集中做出判決的可能。

新聞來源：http://mainichi.jp/shimen/news/20141216ddm041010124000c.html

想要活得像自己，卻必須像個男生或女生

「男兒有淚不輕彈」、「女生要溫柔婉約」。不知不覺我們意識到必須「像個男生或女生」。但是，什麼是「像個男生或女生」？讓我們透過受壓迫的性少數者與被禁錮的男性們身影來思考。

茶色短髮、濃眉、圓溜溜的眼，照片中像個稚嫩的少年。
廣田爲佐有顆男性的心，卻是以女性的姿態誕生。2012年1月，因嘔吐物噎住食道窒息死亡，得年21歲。疑似因藥物攝取過量造成精神不穩定，人生的最後一天在部落格留下「死掉好了」的留言。

小學五年級時，被其他的女同學嘲笑「像男生的女生」。2003年4月進入橫濱市完全中學的女子學校就讀。其自傳「破曉的天空」(文藝社)中寫道，當學校的水手服寄到家裡時，母親說：「如果不像個女生，在學校裡是無法生存下去的喔」。

從「天生有性別認同障礙」的廣田寫的詩可以看出他(她)內心的糾葛。「不希望自己覺得自己很奇怪，一直拼命讓自己成為普通的女生」。但是，內心與身體的不一致逐漸擴大。在高中一年級時，寫了滿滿四張信紙的信給老師，信中說明再也無法穿著水手服，請求讓他(她)穿著體育服。「一直忍耐、偽裝著自己。已經到了極限」。

高中二年級時，轉學到可穿著男生制服的空中高中支援學校。為了注射男性賀爾蒙，謊稱自己為18歲，到東京新宿的診所就診。接受賀爾蒙注射後，廣田寫了一封信給恩師，「人生第一次發自內心覺得活著真好」。

沒日沒夜地在便利商店打工，存動手術地費用。自2008年12月起2年之間動了3次手術後終於獲得了男性的身體。2011年1月，他(她)將戶籍變更為男性。

然而，內心仍無法滿足。他(她)部落格上寫了這一段話，「活得像自己之前，卻糾結於必須像個男生或女生。性別什麼的......會這樣講的人其實最在意性別」。

廣田曾向同居人大久保亜希子(43歲)吐露「全部結束時，感覺生命會就此結束」。「可能是因為，動了手術也無法變得『普通』而感到絕望吧」。

筆記本上也留著廣田潦草的筆跡。「追求普通有什麼不對的」(如圖)。
被強迫要「像個女生」的廣田，反抗似地追求「像個男生」而備受煎熬。
20人中就有1人是有性別認同障礙等的性少數者。是什麼阻礙他(她)們不能活得像自己？

■社會的性別情結

10月25日於東京都舉辦了性少數者LGBT與霸凌問題的研討會。主題為『探討像個男生或女生的壓力』。

公開出櫃，並致力於教育現場霸凌防止對策的大磯貴廣(37歲)表示，「從10多歲開始就經常被同學說像女生、噁心、賣屁股的，長期被霸凌。曾有繭居、高中退學與自殺未遂的經驗」。向老師求救，反而被訓斥說「如果像個男生的話就不會被欺負」。因為他是家中長男，家裡期待他能結婚成為家庭支柱。

「不只是孩童之間的霸凌，『戰線』甚至擴大到雙親、老師與社會，相當痛苦。這到底是個人的問題，還是日本社會的問題，想追究這個問題的心驅使著我展開行動」。

大磯擔任共同代表的LGBT支援團體「尊重生命，白絲帶聯盟(White Ribbon Campaign)」於5月發表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7成的LGBT曾被霸凌，有3成想過自殺，有2成自殺未遂。

「不像男人的男同志/Gay」、「不像女人的女同志/Lesbian」這樣的想法是偏見。但是，調查可看出「不像男人的男人」容易成為霸凌的目標。

在北日本就讀專門學校的男學生(18歲)於國中二年級時，被同年級的女同學說：「沒想到像你這樣的人竟然會活在這世界上」。這句話，他永遠無法忘記。

就在那個時候察覺到自己的性傾向。之後得知，可能是因為舉止「不像個男生」，大家在背後議論他「可能是男同志/Gay」。

「如果說自己是同志，就會被這樣對待阿」，一直以來在家裡或學校都隱藏著自己，但這樣「彷彿拿掉自己身體的一部分而活著一樣」。想要活得像自己，一直等到高中畢業，終於在去年10月份在同年齡層的聚集地點公開出櫃。

「我是同志。日本有很多同性戀者因為害怕被拒絕，一直隱藏真正的自己。在日本身為同性戀是相當孤寂的」。

他也倡導「沒有偏見與冷漠的世界」。然而，擔心對尚在職場任職的父母親有不好的影響，因此在這篇報導中並未登載出他的名字。雙親表示「生活可能會因此發生巨變」、「不認為這樣做就會往好的方向改變」，說服了男學生不要用本名接受報導取材。

■同性戀情侶遠走北歐

也有人感受到社會的不自由，離開日本遠走他鄉。任職於IT產業的Rose・ 木村謙介(37歲)，在2009年的春天與來日本觀光的丹麥男子Yorn(58歲)邂逅開始交往。自然地想要結婚，2011年6月從東京搬到丹麥居住。

丹麥在25年前便為世界首先承認同性戀伴侶具有與男女夫婦同等權利(如繼承權等)的國家。就職面試時被問到移居的原因，回答因為是同性戀者，對方並沒有太大的反應，只是回答「這樣啊」。
在日本曾任職三間IT產業公司，但「害怕身分曝光後會對工作有影響」而持續隱藏著。就連第一次跟父母親說明時，也是移居丹麥5個月前。但是，在丹麥不需要偽裝自己。

大學畢業，就職，跟女性結婚，生孩子，購買自己的家.....。在日本時害怕偏離「普通男性必經的道路」。終於，從那樣的意識逃脫，獲得了自由。「再也沒有喘不過氣的感覺了」。

星期天的早晨，兩人一起喝咖啡。夏季到來時兩人就一起到海邊。共同分擔家務，Yorn負責房間的打掃，木村負責洗衣服，誰先回家就負責煮飯。在這裡能實現最自然的生活方式。「很幸福」，「現在沒有回日本的打算」木村毫無猶豫地回答。

■沒有男子氣概的男人很奇怪嗎

美國蘋果公司的執行長(CEO)提姆·庫克於10月30日向大眾公開出櫃表明同志身分。

美國彭博商業周刊的專欄中講述：「世界雖然已大幅改變，但仍有數不清的人面對恐懼與虐待。我想要試著成為孤獨人們的力量」

寶塚大學看顧學系日高庸晴等人的調查中，同性戀者與雙性戀者的男性之中66%的人曾想過自殺，14%的人自殺未遂(有效回答數為5731人)。日高等人的另一項調查顯示，同性戀者與雙性戀者的男性自殺未遂風險為異性戀者男性的6倍。

約20年前開始接受LGBT諮詢的精神科醫師平田俊明說明：「以異性戀為前提的社會之中，性傾向被當成霸凌的藉口，害怕被霸凌的恐懼讓LGBT者自幼開始便習慣性地隱藏自己」。

佐佐木瑞枝，武蔵野大名譽教授（日本語性別論）指出，「日本武士(侍JAPAN)，日本撫子(撫子JAPAN)的日本國家代表隊暱稱濃縮了日本社會對性別的情結」。「有男子氣概」這樣的詞彙代表著「歧視沒有男子氣概男性，這樣的潛意識刻印在社會之中」

有男子氣概的男性才是男人，不具備這種特質的不是男人。強化性別刻板印象的意識，與排除異於社會性別框架心理作用相連結。

以LGBT為核心主題追蹤報導25年，現居美國的北丸雄二表示：「對方帶著怎樣的偏見與歧視眼鏡？怎樣才是公平、正義？出櫃之後了解到的並不是出櫃者的真面目，而是出櫃者周圍的人的真面目」。
（報導：二階堂友紀、石原孝、高橋末菜）

譯註：
1. LGBT為女同性戀者（Lesbians）、男同性戀者（Gays）、雙性戀者（Bisexuals）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四者的集合略稱。
2. 2013年美國精神醫學會將「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GID)」更名為「性別不安症（gender dysphoria）」，日本、台灣亦隨之跟進。

編按：
相對於其它亞洲地區，同志運動在台灣非常頻繁。舉今年為例，除了行之有年的同志遊行以外，模擬憲法法庭反映了許多在刻板的性別背後值得關注的價值，延宕多時的婚姻平權法案在年末也終於進入實質審查。
本篇作為島弧今年最後一篇文章，希望能帶給讀者一些思考的方向。

新聞來源：http://digital.asahi.com/articles/ASGBV5307GBVULFA002.html?_requesturl=articles%2FASGBV5307GBVULFA002.html&iref=comkiji_txt_end_s_kjid_ASGBV5307GBVULFA002

關於性別議題請參考：
(1)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http://www.tgeea.org.tw/gendergogo/
(2) 台灣同志咨詢熱線
http://hotline.org.tw/
(3) TG蝶園跨性別咨詢熱線
http://transgender-taiwan.org/index.php?title=專線

為了脫離貧窮而升學 ──學生面臨的卻是高漲的學費與沉重的學貸負擔

■ 「貧窮與東大」

　　在大企業工作的朝倉彰洋(25歲)，於2009年就讀東大時曾做過一份問卷調查。由東大校方實施的「學生生活狀況調查」結果可得知，父母親年收入為「950萬日圓以上」的東大生占半數，然而「無從得知有多少學生為貧困階層」。從此問題意識出發，朝倉針對自己所居住的學生宿舍的舍友發放問卷調查，發現宿舍裡的學生大多皆有經濟問題。49位問卷回答者當中，父母親年收入不到300萬日圓的學生有15位。 　　
　　
　　「即便出身貧困，若支援制度能更廣泛週知運用，便可不受困於家庭經濟因素，進入東大求學」朝倉本身便成長於單親家庭，由母親扶養長大。原本母親說：「會提供資金讓你繼續求學」，但當他提及想離開愛知縣至東京求學時，母親態度丕變，以「沒有錢讓你去東京念書」為由反對。日本國立大學的學費（標準金額）從1975年度的3萬6千元日圓，漲為目前的53萬5800日圓（約16萬台幣），漲幅約15倍之多。

　　朝倉初中時從未考慮要上大學。高中時受到老師的協助獲得免除學費補助，同時也爭取到給付型獎學金*，得以進入研究所繼續求學。「我很好運。若沒有遇到提點我有支援制度的國中與高中老師，與一起以東大為目標的夥伴，我應該無法繼續升學。」

　　在愛知県春日井市購物中心的一角。那裏的大學生志工每周一次約2個小時，針對國中生進行幾乎是一對一的課後輔導。約有15位學生受到政府生活保障補助，或是單親媽媽家庭。其中一位是成長於單親媽媽家庭的國中三年級女學生（14歲），雖然放棄上補習班，但接受課後輔導教室的指導，以商業職業學校為目標，希望繼續升學。職業學校畢業之後，她打算立即投入職場。「因為沒有錢可以上大學，而且工作的話媽媽會很開心」。 一位參加課後輔導教室的國中三年級的學生（14歲，長男）母親（38歲）說道：「無論如何都要想辦法讓兒子上大學」。她的丈夫（38歲）多病，她以照護服務員證照打工維持家計，深刻感受到經濟環境富裕的人不斷爬上社會頂層，貧困的人只能在原地打轉，窮困生活日復一日。她說：「不希望兒子步上我的後塵。希望他堅持下去，持續往上爬。」

　　即使出身貧困，教育能使人發揮能力、開拓未來。然而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現況當中，原來被視為可改善貧富差距的平等受教權亦搖搖欲墜。

■ 打工纏身，「想放棄上大學」

　　
　　經濟狀況吃緊，即便升學，路途仍然險峻。學費必須貸款，變成家庭的重擔。一位居住於宮城縣的母親（50歲），擔任非正職幼兒照顧人員，月收入約13萬8千日圓，扶養兩個孩子。其中私立大學的長女（20歲），自就讀公立高中時便背負借貸型獎學金的「貸款」，升大學時又借貸了兩項獎學金，畢業時貸款總金額預估達260萬日圓（約78萬台幣）以上。國中二年級的長男（14歲）在升上高中之後，將背上另一筆新貸款。

　　她女兒的目標是成為小學老師，為了償還學貸，身兼收銀員等兩個打工。但是早上5點起床一直到半夜才回家，每天學業打工蠟燭兩頭燒的生活，連跟朋友相處的時間都沒有。這個夏天，女兒忍不住透露「打工好累，我想放棄念大學」的念頭。「我很想跟她說，沒關係就不要打工吧。但面對現實，我也只能說，現在辭掉打工的話，150萬日圓（約45萬台幣）的貸款怎麼辦？」即便順利畢業，也無法保證能找到可穩定償還貸款的工作。「即便是為了脫離貧窮而升學，但也只是持續增加借款的『無法回頭的賭注』罷了」母親深為煩惱。

■ 接受學貸的學生比例為52.5%

　　 孩子的窮困比例打破過去紀錄的同時，另一方面，國立大學一年的學費為40年前的15倍。必須仰賴名為獎學金的「貸款」的家庭日漸增加。依據日本學生支援機構的統計數據，日間部4年制大學的學生之中，接受獎學金支援者在2012年度已達52.5%，較十年前增加了20%。其中接受獎學金支援的學生有9成是借貸型獎學金（學貸）。

　　名古屋市的杉山智（20歲），受交通事故後遺症影響的父親無法正常工作，家庭經濟困難。大學二年級時因繳不出學費被開除學籍。高中、大學接受獎學金約350萬日圓亦為貸款，負擔極大。 他參加以思考如何解決孩子的窮困對策的聚會，認為「沒有知識便無法找到解決辦法。無知使人窮困。」如果貧窮，就無法接受教育，吸取知識。「因為貧窮便得工作的想法將產生貧窮的惡性循環。」（杉原里美、山本奈朱香、河原田慎一報導）

■ 同樣面臨學費高牆的美國與澳洲

　　 被視為「改善貧富差距」的教育制度，持續遭到因財政狀況惡化帶來的高學費所威脅。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資訊所示，就連以「教育是國民應享的福利」為理念的法國跟荷蘭也醞釀調漲學費。

　　 澳洲自2005年開始6年之間學費調高了28%，就讀雪梨大學的大學三年級學生Kyle　Blakeney（21歲）非常憤怒，低收入戶較多的澳洲原住民憤怒地表示：「原應是為了脫離貧窮而存在的高等教育，很諷刺的，卻因為貧窮而無法就讀，多麼讓人絕望！」、「自許為多元主義國家，卻說出：『窮人不要去當律師跟醫師』這種話。」 保守聯盟的艾伯特（Abbott）政權減少大學的財政支出，提出最高300億澳幣（約7800億台幣）的財政削減法案，法案通過的話，取得碩士學歷的學費會從目前的數萬澳幣，在兩年後漲為世界最高學費的10萬澳幣（約260萬台幣）。 澳洲40多間大學中多為國立大學，1989年之前皆為免學費。「出生於這個時代的人，就必須繳納高額的10萬澳幣學費。」居住於雪梨郊外低收入戶聚集地的高中生Grace Hurley（17歲）嘆氣地說。

　　美國過去也曾被稱為即便出生貧窮家庭，只要大學畢業、找到好工作，就能翻身為中產階級的希望之國。但是美國大學創立的NPO「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表示，去年4年制私大一年所需費用已調漲為約3萬1千美元（約93萬台幣）。即使一併考量通貨膨脹率，也約為30年前的2.5倍。公私立大學中約有6成的畢業生背負高額學貸，平均借貸金額約為2萬7千美元（約81萬台幣）。

　　NPO「學生貸款危機」的創立人Robert　Applebaum指出，「因為背負貸款，即使畢業，也有許多人無法購買房子或車子，亦無法創業。此問題亦將為經濟整體帶來負面影響」。（雪梨報導＝郷富佐子，紐約報導＝中井大助）

■ 以稅金補助升學費用　
矢野真和・櫻美林大学教授

　　
　　雖然政府想以借貸型獎學金解決機會不平等的問題，但其本質仍為貸款。父母親繼承給孩子的負資產問題，有定著化的現象。針對無法上大學的人，應提供低所得者無須償還之所得連動型獎學金，無論是公私立大學皆應調降學費，應以稅金負擔生學費用，學費由父母親負擔的想法必須加以改變。在高中畢業者與大學畢業者的未來所得差距持續擴大的狀況下，從大學畢業者的終生收入所獲得的稅收應大幅超出公共投入金額，而大學學費應只佔消費稅的1%。我們要改變想法，18歲孩子的大學學費用不是由父母負擔，而是共同負擔，實現讓每個人都擁有就學機會的社會。

譯者註：日本的獎學金分為兩種，一種為無須償還的「給付型獎學金」，另一種為須償還的「借貸型獎學金」。

資料來源：
http://digital.asahi.com/articles/ASGCS64WPGCSUTIL01V.html?iref=comkiji_txt_end_s_kjid_ASGCS64WPGCSUTIL01V
圖片來源：
http://yamatea.at.webry.info/201412/img1_1.1417242576386972021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