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講出我愛台灣這句話，需要極大的勇氣與時間……
刻劃長久以來被視為禁忌的現代台灣歷史上的一大悲劇，且在1989年榮獲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悲情城市」，傳達了台灣新世代的問題意識。
◎新世代的真心話
侯孝賢導演說道：「我真的很愛台灣。」
台灣的電影導演侯孝賢，以「悲情城市」一片勇奪1989年威尼斯影展的最大獎項。「悲情城市」繼日本電影「羅生門」、「無法松的一生」以來，成為再次獲得此一殊榮的亞洲電影。
這一句話，是侯孝賢在受獎後回到台灣，最初表露的心聲。
「我愛台灣」這句話乍聽之下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為了能夠說出這句話，是需要多麼大的勇氣與時間。事實上說出「台灣」這個字眼，在過去國民黨的戒嚴體制下，是絕對不得觸碰的禁忌。那是一個將所有說到「台灣」的人視為台獨支持者，亦即反抗政府者，全部送入監獄監禁的可怕時代。台灣二字之所以成為禁忌，其實是因為中國進駐的這個外來政權所造成。國民政府恐於台灣人的反政府意識，從而徹底的排除具有台灣色彩的一切事物。倡言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統一中國的口號之下，將對於國民政府這個外來政權的忠誠心強押於台灣人民身上。
戰後於台灣生長的侯孝賢導演這個世代，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之下，接受的並不是作為「台灣人」，而是作為「中國人」的教育。但是諷刺的是，能夠滿懷熱愛來看生養自己，並且生活在此的這塊土地－台灣，正是從接受充斥中國人意識教育的侯孝賢世代開始。
◎台灣意識
本片從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投降的廣播中開始。
故事環繞於台灣基隆的大戶人家。當家長子林文雄的小妾，在天皇的投降宣言廣播中生下一子。祖父將這個台灣回歸祖國之日誕生的孫子，取名為「光明」。台灣人民對於祖國抱持深厚的期待，遺憾的是大時代並沒有朝向台灣人所期待般展開。
家中的末子文清，有當時身為知識青年的好友。在回歸祖國的初期，這些心中滿懷期待的知識青年們，逐漸注意到接收台灣的國民政府的腐敗，對於種種社會問題持續嚴重感到不滿與不安。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二二八事件爆發，文清也遭到逮捕。另一方面，長子文雄也在與上海黑幫的鬥爭中慘遭殺害。從日本到中華民國這個時代的轉換當中，描寫出一個家族的沒落以及兄弟的生存故事。
就在1949年12月喪失中國大陸的國民政府逃往台灣，將台北定為臨時首都的場景中，結束了本片。
侯孝賢說道：「這部電影存在一種台灣人的心情，也就是中國人的悲哀。中國人一直不斷的重覆這些悲劇，貧窮、戰爭、權力鬥爭、獨裁，這些事情在中國人身旁揮之不去。……拍攝『悲情城市』時，我盡可能的保持客觀的角度與立場，但是無論如何，還是存在著對台灣人民的同情。對台灣人民的同情，在背後存在的正是中國人的悲哀。」
有著強烈台灣意識的侯孝賢導演，其實是外省人的第二代，1947年於中國廣東梅縣出生的客家人。一歲的時候，父親從中國來到台灣。在台灣人社會生長的侯孝賢，因為自己是外省人的緣故，對於「台灣」有著更為強烈的關懷。
製作本片的工作人員們，也都擁有形成自己「台灣意識」的經驗。
成長於純粹外省人社群的女性作家朱天文，由於父親是軍人，因此在眷村中長大。對她而言，台灣人可說是在完全不同世界中生活的人們。擁有這樣成長背景的朱天文開始強烈意識到「台灣」的契機，正是1987年開放大陸探親。就在隔年，朱天文帶著父親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此刻她所親眼看到的大陸，與「外省人」心理中存在的那個「中國」截然不同。她開始發現習慣並親近台灣生活的自己。過去對於台灣發生甚麼事毫不在乎，眼光只專注大陸的朱天文，逐漸以過往從未有的情感開始關懷台灣。這是一個「外省人」靠近台灣的例子。
純正的台灣人，編劇吳念真提到，小時候就從聽到父親與朋友談及二二八事件。因為這部「悲情城市」的緣故，吳念真受到外界許多人士的批評，認為他刻意模糊二二八事件的本質，沒有描繪出於二二八事件中許多人遭到屠殺的事實。但是吳念真並不贊成只將外省人視為箭靶的舊有台灣意識，認為應該要避免仇恨重新遭到操弄而將社會帶回混亂的事態發生。吳念真說道：「現在所有居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都是台灣人，台灣能有今日的成就不只有是台灣人的功勞，而是這塊土地上所有的人努力而來的成果。」吳念真表示，在觀看侯孝賢導演的另一力作「童年往事」時感動不已，驚訝自己完全不知道當時外省人的心情。「童年往事」這部片是侯孝賢導演以自身為鏡，描寫從大陸來到台灣的外省人家庭。父親期待著能夠回到故鄉的那天來臨，家具也只用破舊的充當著，祖母成天只想帶著孫兒回到故鄉。朱天文談到自己的家庭也是如此，「他們的悲哀不下於台灣人，離開自己的家鄉而來到一片未知的土地。他們一直抱著想要回到家鄉的心情活著。」吳念真說，第一次知道這樣的心情，就是因為「童年往事」這部片。外省人政府拒絕「台灣」，而台灣人也拒絕去理解外省人。吳念真則是「台灣人」靠近「外省人」的例子。
全新「台灣意識」的特徵，就在於拉近台灣人與外省人間相隔的距離，強化作為台灣人民的整體感。但是對他們而言，中國已經是完全不同的「異國」，作為台灣人民的認同感全面性地湧出。
文章來源：早田健文，「台湾への愛が生んだ『悲情城市』」，中央公論1990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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